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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党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西南部去组织一次以所谓第七和第八军为中心的大规模游击战，他被任命为政委。
邓小平有使弟弟叫邓垦，后来任武汉市市长，一九八四年时已退休。还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幼年时便去世了，孩子们是由继母扶养长大的。
第七和第八军并非真正的满员军——充其量不过数千入。鉴于第八军的基地在广西和印度支那的边境龙州，邓执行这次使命时极其困难。为了前往该地，邓不得不从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过了边界到龙州。他得到了印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该地下组织正在龙州对面的印支边境地区举行起义。至于胡志明本人是否积极参与了这次作战行动，不得而知。印支共产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胡志明曾与中国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开展地下活动。
邓小平在第七军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斗争的影响。他被撤销了前委书记之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邓岗的人——人们有时把他与邓小平混淆起来，邓小平的真名是邓斌（在法国时，人们知道他叫邓希贤）。到第七军奉命从广西撤至湖南时，他又恢复了职务，但是第七军只剩下很少一点点人马了。它号称有三个师。空架子的二十一师留在广西；由韦拔群指挥。邓指挥十九师，陈豪人指挥二十师，此时两个师已分别改称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这倒比较符合实际。不久，邓被派往上海向党的地下中央领导汇报广西的情况。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抵达上海。
邓小平在第七军里至少已有两次大起大落。后来，在毛逝世以后，他终于成为中国的领袖。有人问一位知情的中国人：邓小平坦率而固执，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内纠纷，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 这位中国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得过他。”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零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故人”。所有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二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二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 （李维汉 ）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样。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邓出席邀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红军翻过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关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前线担任军事职务。邓小平去第一军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身材矮小的刘英接任秘书长，一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为止。红军到达陕北时，邓患了某种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工作。
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他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