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 （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 ）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汁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 （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
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待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待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白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必须离开。
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俄国内战，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据李德说，他和斯特恩很快发生了争吵；但是斯特恩的到来使李德有可能继续深入到“红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刚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撤、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
在与翻译伍修权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李德一点点地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讲的情况与这位“街垒战士”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说自己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派往东部前线作战。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奥地利的许多战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诺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关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 （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径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 ）。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自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