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九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三○九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九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扳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孜孜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谅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道地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棕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钉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
——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大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大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作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一九五四年一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一九五四年秋，上海香山路九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宣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一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几乎与他当年到《解放日报》走马上任时一样的突然。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初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一九五八年十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二十八日，南京军管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五月十一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何庆施、张霖之。
一九四九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一九五四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何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何庆施问道。
“是的，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号。
这下于，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
此人三十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
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九号。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上海市中心静安寺，矗立着一幢典雅的西班牙式九层大楼。那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最初取名为“海格公寓”。上海解放后，这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人称“海格大楼”。大楼里的一百零四套客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各部、组的办公室。直到一九七七年，这座大楼才改为宾馆，即今日的静安宾馆。
一辆“伏尔加”牌轿车驶入海格大楼院内。从车上下来的，便是那位“大鼻子”
柯庆施。与他一起下车的，乃张春桥。
经过一番摸底、筹备，柯庆施终于走马上任。
张春桥紧随柯庆施左右，他的身份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何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上。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何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何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死后曾博得“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荣称的柯庆施，在上海竭力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张春桥的升迁，确实借助了柯庆施这把梯子。不过，柯庆施毕竟与张春桥有着很大的区别：柯庆施虽“左”，但在一九六五年便去世，没有卷入“文革”，更没有参与“四人帮”那些罪恶活动。他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晚年“左”的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正因为这样，如今人们提及柯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