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催促秀才们赶紧“上火线”。姚文元问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贤，马上意识到，这是封官许愿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陈丕显、曹获秋下台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理所当然会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遥控上海。正因为这样，他们需要在上海挑选一个信得过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这样，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一旦“起义”，就会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秀才，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们都是聪明人，真的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物。决定写作班子的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子夜，秀才们越谈越兴奋，文诌诌的话语里充满火药味：“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会议的温度升到沸腾之际，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后来，“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这一“新潮”口号，在上海广为流传：成为街上的大字标语，成为游行时高呼的口号，成为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不过，秀才们喜欢钻牛角尖。有人反复推敲着，觉得“造反才知主席亲”一句语病甚为严重：第一，“主席”指谁？须知，当时主席是毛泽东，而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怎么可以只写“主席”呢？
第二，即使写成“造反才知毛主席亲”，也不行。试问，你什么时候“造反”？
还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难道在此之前，你就一点也不知“毛主席亲”？！
这两点，不用“上纲”，就已经在“纲”上了。于是，赶紧加以修改，改成：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如此这般，才终于“无懈可击”……
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刊物，全市党员几乎人手一册）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这两支秀才队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内，竖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聂元梓来“串连”了。她与徐景贤初次见面，便非常投机。他们这次会面产生的成果，就是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战略”口号：“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辞的不重复性。徐景贤和聂元梓分别用“炮打”、“火烧”、“揪出”、“打倒”、“砸烂”，体现了“政策”的“不同”。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这个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这是一个“后院起火”
的大会。扇形的会场，宽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悬横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召开这个大会的，便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是“联络站”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孙蓬一（聂元梓于十六日离沪返京）等等，大会主席为郭仁杰。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杨西光和常溪萍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贤以他悬河般的口才，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历数上海市委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这是徐景贤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几乎每一个步入文化广场的人，都得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可以说是“秀才造反宣言”。
现把传单全文摘录于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怒涛，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冲开一切暗礁、险滩，奔腾澎湃向前猛进。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革命工人群众奋起造反了。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富在证言中继续写道：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个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张春桥在我们围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张春桥，郭沫若称之为“狗头军师张”。张春桥找蒯大富单独密谈，授以锦囊妙计，充分显示了他的“狗头军师”的技俩。刘少奇被彻底打倒，就是从这次密谈开始的。
本来，虽然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轰了刘少奇一炮。但是，后来刘少奇写了检查，毛泽东看了，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毛泽东的话，在那时“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似乎渡过了政治危机，可以喘一口气了。在党内，刘少奇还名列第八位。
张春桥深知，要干掉刘少奇、邓小平，唯有借助于红卫兵。正因为这样，他亲自给“蒯司令”挂了电话。
密谈后的一个星期，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除清华外，北大各校也纷纷响应），“打倒刘、邓”之声震撼首都，雪片般的传单撒向全国，掀起“打倒刘邓”的高潮。
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和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当众紧紧拉着“蒯司令”的手，讲了许许多多鼓励的话。顿时如同火上加油，清华大学红卫兵“打倒刘、邓”的声调变得更高了。诚如蒯大富当时所言：
“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大大提高了我们清华井冈山的威望和影响，说明我们打刘少奇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清华大学红卫兵们沸沸扬扬，江青、姚文元发表演说叽哩哇啦，唯有张春桥像“隐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晓：他与蒯大富密谈时，再三关照，只是“随便聊聊，不要往外说”；江青去清华时，张春桥不去，却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个擅长于摇鹅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的话来形容张春桥，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
如果不是后来蒯大富成了阶下之囚，作了交代，那么谁也不知“打倒刘、邓”之火，是张春桥点起的。
张春桥的阴险，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