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四日（十四日系十三日之误。——洞富雄注）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追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下关站原有两艘渡船，因此一伙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们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八至九页）。
关于十三日大量屠杀下关的普通市民问题，日本方面也有人作证。第六师团所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他由城南的中华门入城，十四日，曾赴下关补给粮草，因而目睹了佐佐木支队在前一天“战斗行动”所留下的凄惨情景。最近，他就当时目击情况这样说：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死尸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死尸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九十五页）。
佐佐木少将说：“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名以上。”他所说的这个“解决”了的“敌人”，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难民。
高城还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下关兵站仓库里作为苦力进行劳动的俘虏中，相继有人倒下，倒下后一直起不来的人，无情地就地遭到枪杀，被投入了扬子江。他说：“我在下关虽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已目击了有十名左右的苦力被枪杀了。”（前引书，第九十六页）
再看看佐佐木少将的手记，仅就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的所记部分，逐日抄摘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战斗后，为防止败坏军纪和有伤风化，如果指挥官不好好地干，令人忧虑的事故就会频频发生。”十六日：“奉命扫荡紫金山一带地区。虽说收获不大，但两个联队把几百名残兵败卒拉出去处置了。”
十七日：“不言而喻，江南的田地与河浜染上了七万人的鲜血。”〔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敌人伤亡估计为七万人，直到南京陷落那天为止，敌人负责守备的兵力估计约有十万。”
有一个隶属佐佐木支队的卫生队担架兵，他有一本当时所写的随军日记，最近在福知山的家里被人们发现，《每日新闻》（大阪总社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作了详细介绍。这是外贺关次生前所记的日记，记事十分详细，共有七册。他自昭和十二年八月接到应征令起到将要返回内地前的十四年七月为止，整整写了两年，一天也不缺。笔者也曾看过外贺日记，其中也记述了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到处所看到的悲惨情景。他在记述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调离南京的情况时，“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云云，要想记述目击大量屠杀的现场，估计不可能，即使这样，这个士兵的日记——证实屠杀事实的记事随处可见——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从外贺日记中抄摘有关记事如下，作一介绍：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地刺杀了中国兵七十名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天者，不知其数。
〔十二月十五日〕 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道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使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军杀了我们许多友军，杀死他们虽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十二月十七日〕 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来到太平门，前几天用担架把患者抬到野战医院去时所见到的五、六百具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们已被苦力埋入土中（旁注原文如此——译者），附近散发出尸体腐烂特有的臭味。
〔一月二十四日〕 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
如上所述，外贺曾说过“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关于南京城内外出现的惨状，他所提到的只是极小部分而已。还有一篇随军日记，同样也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一个士兵所记。那是出于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西田某（长住三重县）的手记。
在南京陷落半个月后，十二月三十七日傍晚，杉山平助到达朝日新闻社南京分社。他逗留到三十一日，然后退回上海。他也在当时所写的见闻和感想《南京》一文（载《改造》，一九三八年三月号）中说：“要详细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对我来说，现在是办不到的，”但他还是作了如下记述：
“〔分社〕 外面一片漆黑。 周围住满了难民。到处都躺着死尸。”
“弘法大师曾在此修行的清凉山，就在南京城外郊区附近……那里，还躺着中国人的死尸。”“我刚刚听了老婆子——她抱起了自己儿子的遗体，在雨中连续哭了两天——说的话，据说在莫愁湖畔也有难民的死尸。”目睹这些悲惨景象的杉山也替军方辩解：“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
我说，虽然战争已经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等等，严格说来无法区别。“
铃木明在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介绍了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的情况（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他为什么不介绍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发生的重要情况？据说在西田某的手记中多次出现了“街上情景悲惨之极”等词句。
由于第十六师团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大量残兵败卒、俘虏和难民遭到了屠杀，在这个师团的主力部队，情况无疑也是相同的。当然，大量屠杀不仅仅是这个师团的所作所为。对此，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部队史也这样写着：“开进城内的日本军，都有敌军前来集体投降，一时难以处置，但这些前来投降的士兵后来下落不明，因而它作为战后南京的屠杀事件，引起世界各国传说纷纭，毁坏了我军具有传统的名誉，实为遗憾。”（大江志乃夫：《昭和的历史·3·天皇的军队》，第二六五至二六六页，小学馆版）
顺便提一下，据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宣誓供词，第十六师团指定进行扫荡的地区划定为“大平山（系太平门之误——洞富雄注）、上元门、下关和中山路”（《运速》，第三○九号，见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第二四四页）。就是说，在城内，以中山东路、中山北路（通挹江门）为界的东北部；在城外，决定从太平门以西，到扬子江岸边的上元门和下关为止。
第十六师团一中队队长岛田胜己曾经说过：“战斗与屠杀，从其现象上看来大概相差无几。在进行殊死的攻防战过程中，其残酷的死亡情况与屠杀毫无二致。就其动机来说，如果错走一步，战斗也会变成屠杀……在这种战斗行动中，有时到处都发生不正当的杀戮行为，这从特别容易激昂的战场气氛来看，也可能是不得已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与屠杀事件》，载《人物往来专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日本战史的自白〕）。诚然，在激烈的战斗中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别战斗与屠杀的情况。然而，关于日本军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岛田则闭口不谈。
不管怎么说，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行动”似乎是极端残酷的。当时陆军省人事局助理课员额田坦在其《回忆陆军省人事局长》 一书中， 据说有这样一段叙述：“十三年元旦，笔者曾随从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告知松井军司令官；据局长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慨叹武士道精神堕落了。”（前引《昭和的历史》3，第二六六页）
扬子江上的惨剧
据说，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那天，不仅在扬子江岸边，而且在扬子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杀害了。这些情况，在上述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中也有记述。十二月十三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兵准备离开即将沦陷的南京城，渡江逃到北岸， 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 全都死亡。石川达三对当时的悲惨情景在《活着的士兵》中这样描写说：“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前面就是江水，没有—艘可以渡江的船，陆地上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他们抓住了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广的长江，逃向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面游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军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军己在下关码头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漂流而下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活着的士兵》固然是一部小说，但作者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记者，曾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进入南京城，因而肯定听到了当时日击者真实的亲身感受，并如实地作了记述。
尽管如此，“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兵企图渡过扬子江而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数字颇难令人相信。我认为，被害的也不只是中国兵，南京市民也为数不少。
关于出现在扬子江上的这幕惨剧，应征入伍参加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赤星义雄在翌日——十四日因公去下关时，曾在那里看到过实际情景，他著书叙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正好是到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中国人在山中挖了岩盘，开出了一条路，可以让一辆车子通过，大约每隔五十米的地方，置有大炮。据说，那是为了阻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