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也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 （战时小丛刊， 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历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姐妹现在仍同我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叹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冲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卷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采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冲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采取的暴行事件，冲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冲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冲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