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据上述“后记”所说，铃木的想法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所谓作品，所要写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辩护”。因此，我对“再反驳”的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要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是政治性发言。尽管铃木明将他的采访报道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无处容身。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著稍作若干加工，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京事件的专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家”，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须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著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言只语。这样做，难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应尽的责任吗？他竟然无视这种责任，无视别人的批判，若无其事地将内容有明显错误的著作公诸于世，这是何等的傲慢啊！
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对基本上是收编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些加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问题，这是我应有的权利，而且这样做也是我的义务。
此书写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书似乎还是照初版的样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当然是一直未被重视。因此，我认为，在这本拙著里将旧著中批判山本的论点加以修改和补充，再次收缩进去，依然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
另一方面，铃木明十年来对“砍杀百人比赛”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也以初版的纸型一再重版。
可是，铃木明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一文，打破了多年来的沉默。这是因为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调查官提到了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对笔者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被害人数的说法挑挑剔剔，而《人民日报》的记者此时点了他俩著作的名，谴责“两书是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铃木明的文章就是对此所
作的回答。可是，他这篇文章仅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别无新意，只是企图蒙骗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他如获至宝似地提到了在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看到的受害市民统计数，而这些统计数是不能照搬照抄地使用的。
对于铃木明、山本七平两人的说法，高崎隆治在《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和《空中楼阁的幕后》 两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问题，批判其“欺骗性”。《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刊登在《现代的眼光》 一九七三年十月号，《空中楼阁的幕后》则收编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里。因此，务希读者看看这两篇文章以及本书。
另外，在《笔杆子的阴谋》里收有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即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所著《新式进军号不怎么响亮》以及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所著《我作为当时的随军记者》，在说什么虚假报道云云时，这两篇文章是必读的。
第二节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采访活动
中国和美国真的未把南京事件看作重大事件吗？
铃木明在《诸君》 一九七二年八月号和十月号上刊登文章， 再现了其就论证“砍杀百人比赛”所进行的马不停蹄的采访情况，继此之后他又在十二月号和翌年一月号上连载了《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他对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采访以及对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寻访都十分活跃，实在令人瞠目而视。从中也可得知在《诸君》编辑部的干劲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诚如当事人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那样，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们以证人身份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供的证词后，已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从铃木明的采访报道中得知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谈话，则加深了这种感受。
采访当事人，道出事实情况，这种采访报道诚然是～种历史的叙述。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往往只是把这种采访报道当作史料来处理。因此，我认为与已有的记录史料一样，对采访报道当然也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尤为难得的是进行采访报道的作者本人批判性地听取当事人的谈话。在开始采访时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采访，那怎么能期望他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呢？如果预先说出结论性的话，那本采访的结果自然也一样了。
作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关历史著作，我写过《近代战史之谜》（一九七六年人物来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将该书的后半部分的增订版《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公开出版，夸张地说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其中之一就是出于自己必须捷足先登的好胜心理，因为当时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资料，除了我与之有联系的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外，尚未公开。因此，看到铃木明对南京事件的批判性文章后，我自然不能保持缄默，视而不见，结果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专家”。
那时铃木明已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文章，但该文还不是采访报道。对此，我在拙著《南京事件》书后的追记中叙述了如下感想：
据说，铃木明曾经将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反覆阅读数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质问：“这里面所写的有多少是真实情况？”而且，他说，姑且不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证词，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坦白），其内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信以为真的“大屠杀”是一种“无稽之谈”。
正因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会出现传说。然而，如果不对我们现今能利用的全部资料进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区别真实与无稽之谈。就此意义而言，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为此起到
了提供资料的作用。不过，笔者另外还在为南京事件等手进行资料集的编辑出版准备工作。
此外，据铃木明说，防卫厅资料室（或是战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起迅急增加的日本军队“素质下降”是在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原因。这种看法是：因兵员的激增，训练忙不过来，结果难以维护军队纪律。颇为有名的日本的军队教育果真是那样差吗？而且，这种看法似乎把军队看成是把劣质的“平民百姓”训练成坚如不屈的战士的练武场所。但是，我们的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叙述的那样，军队正是这样的场所，即：通过训练与教育，将单纯的青年培养成无动于衷地干出残酷行为的那种凶猛的士兵。恰如美国青年在海军陆战队的军队生活中通过彻底的杀人合理化教育，成了职业杀人者（参见麦克林著、铃木主税译《人性的崩溃：在越南的美国士兵的证词》）。
关于《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所载文章，我不想再作叙述了。我阅读了收编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的文章，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问题的记述。此外，有的记述尽管是很重要的，却被删除了。同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几句。
在单行本中删除的，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它虽是与本文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将它提出来。铃木明在原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看过刊登在《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上的报道，内容是说“我亲耳听到N少尉说过关于砍杀百人的话”，其中有“N少尉作为战犯在南京被枪决”这么一句。可是，关于此事已无从查证。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这段报道干脆给删掉了，却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学生面前恬不知耻地说，当时，“砍杀百人”就是砍杀俘虏，这一事实曾刊登在《中国》杂志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铃木明不惜耗费财力，不辞辛劳地进行了采访，却为何偏偏不去采访此人，不写此人的采访报道呢？铃木明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报道也删除不用。 当然，N少尉的实情话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确是不利的反证资料。所以，他连那种用词模棱两可的报道也不想照原样保留下来。
其次提一提增补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杂志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极端‘反日’的格调，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关于‘东洋发生的事’的报道中，五、六月间大量出现关于谴责日本空军空袭的报道，但关于‘在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却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七页）
铃木明如此叙述，并断言，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看作像‘对武汉空袭’的事件那样重大”。
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