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来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关于一片漆黑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当于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今井正刚尾随在长长的俘虏行列的后面，直至下关。或许是天色阴暗的缘故吧，但说成是黑夜，却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陈述书中说：“下午七时左右到达江岸，捆绑俘虏，枪击俘虏，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时，月色明亮，那里的情形清晰可见，而且手表也戴在手上。”（《远速》，四十三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三页）。
今井正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漆黑一片的街道，一个劲地向前赶路。”据说，他对前来访问自己——当时住在彦根——的铃木明说：“总之，一片漆黑。”谁都会记忆错误，若有闲工夫去拘泥于这一点，那就应当翻看一下日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还是有月亮。即使是阴天，也不一定就是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师团卫生队绷带所的业务报告。根据该报告，我了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这十天内，只有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三天是阴天，其余几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内，全都是晴天。个井正刚记者跟在大批俘虏后面前往下关的那天，正是将近望月的银辉皎皎的夜晚。
其次是关于有没有看到扫射现场的问题。由于现场是不可能让新闻记者靠近的，今并正刚即使跟在俘虏行列的后面来到江岸附近，也不可能看到现场。因此，他不能把当时呼救惨叫的场面描绘出来。但对黎明后清楚地看到的下关码头的惨状，都与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铃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来，说：“洞富雄的著作等介绍了今井正刚的手记，说他‘看到了下关两万人的大屠杀’。”他甚至说：“细细地读来，今井正刚所说的真实情况就是‘夜里，向发出枪声的下关走去，发现似乎在枪杀俘虏。于是，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枪杀了多少人，回答说是两万人’。”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暂且不论，但用五十多个字来概括用两千四百余字写成的一篇好文章，却令人难以接受。何况，这样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刚所写的文章，它使没有着过原文的读者理解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述出来”。还有，“身边的人”也不是处身于现场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挥枪杀俘虏、黎明时站在成堆尸体面前的“军官”之一。
铃木明在批评铃木二郎的回忆录时，说什么南京守军不可能有红枪会那样非正规的部队，又宛如亲眼目睹似地认为重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狭窄的马路上转来转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是说铃木二郎记述的是根本没有的情况。铃木明的批评总给人一种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参照本书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一至三九七页）。
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当地的人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对那里的情况，出乎意料地无知。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叙述。前不久刚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写的《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在书中也似乎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而我想在批判铃木明的论点之后，略作批判性的叙述。这是因为我在前田雄二的著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误解南京事件的真相的记述。
前田雄二作为同盟通讯社的随军记者，与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入城，此后在
南京逗留了约一个星期。他这样说：“占领南京后，外电流传说在难民区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我们得悉此事后，觉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组也于十八日（后面介绍的另一记述说是十七日）迁移到在难民区内的原分社。这是在难民区内的治安得到了恢复之后。就在此后不久，从上海传出了日本兵在难民区内‘胡作非为’的说法……我们都面面相觑了。新井、掘川、中村农夫（分社长。——洞富雄注），还有在市区内不辞辛劳地到处走动的摄影记者、拍电影的人，谁都不知道恢复治安以后发生暴行一事。扫荡残敌以及检举揭发逃入难民区内并潜伏下来的中国兵，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结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为，不只是一个同盟社，还有各报社组成的百人报道阵容，他们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备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没有正面提出的气氛，照例是‘诸多辛苦’。如果说在难民区内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是确有其事，那末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便是睁眼瞎了。”（《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页）
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出版后不久，又将《目击者的证词：“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文寄给桶谷繁雄主办的《星期一评论》，他在文中也这样说道：
日本军自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区为“难民区”，禁止日本官兵入内，在各处要地有宪兵站岗放哨，维持秩序。
由于同盟通讯社的原分社在难民区内，自十七日起难民区内的分社恢复工作后，我们以此为活动基地。在难民区内，商店、饮食店、钱庄等已经开门营业，人们恢复了日常生活。中国人多次经历过战乱，我们对他们的顽强的生活能力瞠目结舌。于是，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里，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即使有胡作非为之事，也逃不出开始生活在该区内的我们的情报网。
前田这样记述道：“十四日，在难民区内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结束，治安得到了恢复。记者们谁都不知道后来日本军在难民区内发生过暴行之类的事。”然而，这果真是事实吗？
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峰时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平”，“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女的话，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