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
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
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赤卫队”的崛起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蓖鹾槲钠闷咔仙蹋谥飨ㄉ匣瓴皇厣帷？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安亭事件真相！贰渡虾9と烁锩旆醋芩玖畈康囊徽磐跖啤贰兑桓鲈旆炊釉钡目夭稹吠鹾槲姆淖拧俺辔蓝印背傻那τ〈ィа狼谐莸溃骸拔颐恰ぷ芩尽惨笤煊呗郏 ？
《解放日报》事件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
《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解放日报》是党报。”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督伙湃毡ā坊故巧虾J形菩凶什准斗炊废叩墓ぞ撸 ？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没有这样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谈判僵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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