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