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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祝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
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
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常“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王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