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象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象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
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两派不断地发生磨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常马天水对双方部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贴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祝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
“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进人“九大”代表内定名单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盛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象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糯蟆恚欢ㄒ∥颐堑娜耍 ？
陈阿大入党
“小兄弟”们的入党工作，王洪文早就在抓了。只有“小兄弟”们一个个入党，“王司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才足以压倒“秀才帮”——那些“秀才”们，倒差不多个个是党员。因为“秀才帮”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非党员进不了这个写作班。
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算是陈阿大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已在为陈阿大入党作舆论准备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坐落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的良工阀门厂，一反往日进进出出的是运货大卡车，这天忽地来了许多小轿车。
从轿车里出来两张熟面孔——虽说他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工厂，人们却早已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照片上认得他俩。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光临！他俩在王洪文陪同下，在一片掌声中，步入厂会议室。
良工阀门厂是陈阿大的老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来此，为的是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
“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