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
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旆从欣怼‘造反有理’！”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
“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
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盛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带头批判“资及路线”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
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
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大字报指出：
“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