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在华国锋地位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正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觉得打倒“四人帮”这场斗争，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同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从主席病重时开始，叶帅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帅。叶帅从多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从交谈中，叶帅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还有些顾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各在一方，但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团结一心，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这一天，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他见面第一句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美丽的西山，这个避暑胜地，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正为“四人帮”的困忧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切斗争的责任。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对华国锋甚至对政治局都有很大影响的汪东兴，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带着一堆问号到中南海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主席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来找汪东兴，问他知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里边的文章透露了有人有野心。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先把他抓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其后，还有些人向他提过类似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险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帅又作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恶化。“四人帮”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一方面，他们利用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抢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就首先发难。
她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次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上，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要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
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未收兵，他们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地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上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欲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帅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聂帅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经过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王洪文选择了靠近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二十五号楼，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路，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现在，这个无赖竟充当“猎犬”钻进西山，伏在叶帅的身旁。叶剑英探知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