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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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 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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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 “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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