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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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 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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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就在《“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的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的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 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望亲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2。6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的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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