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但还是不够斯基也不够柯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嘿，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啊。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他发现有些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珈。用他的话来说，瑜珈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有饭吃了，大体上能吃饱了，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牲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耳朵，听到入迷的时候，还可以发出一种奇怪的呻吟，有舒服得要哼哼唱唱的那种劲，简直是个牛群里的莫扎特。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眯眼越来越小，据说是没有钱买灯油，晚上燃三两根香捏在一起看书，看成了这个样子。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宁可无饭，不可无酒，碰到衣袋里布贴布，也三天两头要去酒坊，深深地嗅几下，好歹让鼻子止瘾。有一次，附近中学的老师央求他写支曲子，酬谢他一坛花桥镇的头锅谷酒，足有十来斤。他大喜过望，倚着酒坛一屁股坐下，一边哼哼写写，一边把搪瓷杯迫不及待地伸向坛子。舀着舀着，发现杯子轻了。探头一看，是坛子空了，见底了，摇一摇也不再有声响。他吓得跳了起来：奇怪，这坛子没见漏，旁边也没人影，怎么酒就没有了？
明明是满满一坛酒，一眨眼到哪里去了？
他呼了一口气，吹得眼前的一只蜻蜓晕头转向，一条弧线歪栽在地上，是醉翻了的模样。他撒了泡尿，烟头丢上去，竟激得哗地一亮，虽然没有像酒精那样真正烧下去，但已经相当危险了。
他这才相信自己全身都流着易燃物质，自己已经成了个酒坛子。
他的眯眯眼睁大，炯炯发光，全身上下泛着红潮，睡意或者癫态一扫而光，连驼背也挺直了许多，连声音也有了更多腹腔共鸣。在这种时候，他不但毫无睡意，不但写得好音乐，还能清醒判断很多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能判断一坛酒是他自己而不是老婆更不是大哥宽老倌喝完的，比方能判断这一天是初一不是初三更不是十五。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伸手踢脚做广播操（在北京学会的），可以去学校里去找来报纸字正腔圆地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滨）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定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耍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被他折腾出声音，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的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记者后来没有采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糊涂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急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他的气焰。他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里？”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起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长矮了。”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音矮”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也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音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