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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飞行的时候一直都希望飞机能够掉下去，我无法偿还爱，用身体，或血，都偿还不了。当我们遇到强气流，飞机开始摇晃，所有的人都恐惧，可是我不能恐惧，因为我太堕落，我欺骗所有的人，却把罪给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神不会为了惩罚我而惩罚飞机上那么多的人，惩罚会在以后来，一个合适的地方和时间，一切都是公平的。
我妈仍然悲伤地看着我。我妈说，你爸吐血吐得很厉害。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的冷清的房间，小念在阳台上看风景，我知道他寂寞。
我回忆我妈说过的话，你爸吐血吐得很厉害。我就哭出来了，我听到了心破碎的声音。
六、我看见花在盛开
以前我总是在黑暗来临的时候才恐惧，可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恐惧极了。
在黑暗中。如果我一直这么堕落下去，我就会永远都看不到光，永远都在黑暗中，我知道那是很恐惧的，还有无止境的痛苦，可我还是堕落下去。
我在夜深的时候洗澡，我闭上眼睛，我马上就感受到了恐惧，我开始尖叫，但尖叫也是无意义的。我对自己解释说，你闭上眼睛，恶会来，你不闭上眼睛，恶还是会来，所以，无论我闭不闭眼，恶都会来，
小时候我认为恶是一个固体，长得很丑陋，而且无所不能，到现在我才知道，恶其实是从心里来的，它有很多碎片，分散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很多时候人都被它控制住了。我尖叫了，因为恶从心里出来了，包围了我，它使我变得不快乐，邪恶，攻击性，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即使水都进到我的眼睛里，让我疼痛，我也要睁大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亮光，就会安静。
很多时候我无法选择，因为我听见两个女人在争吵，一个很奴性，热爱利欲，另一个的脸总是离我很远，我看不见她，但她让我知罪，却宽容我所做的，可是我很茫然，我等待她们有个结果，可是她们争吵了二十年了，还没有结束。
——《是谁使我在深夜里尖叫》
每个女人都一样，很多年前她们清水脸，后来她们哂伤妆，再到后来她们粉红兔子妆，再到后来，她们裸妆，其实也就是清水脸。
我在最繁荣的步行街上找到了一辆没人管的三轮车，我坐了上去，开始看她们，我的目光跟随着女人们的颜色游移，她们有些是宝蓝色的，有些是紫红色的。我经常会为了看女人而上街，我喜欢看她们，她们有的很难看，有的很美。
对面的商场里挤了很多人，外面的人要挤进去，里面的人要挤出去，他们进进出出，快乐极了。很突然地，我对面的这些人，全部都消失了，我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坐在商场门口，一张大桌子的后面，她的桌子上摆放着凌乱的塑料杯，盛热八宝粥的罐缸，她埋头清点粥的数量，然后仰起脸冲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
我向她招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端着一杯粥，横穿马路，缓慢地向我走来，她很注意姿态。
五颜六色的八宝粥，杯子里有一把玲珑的小勺子，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粥，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我的手指开始暖和起来。
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气多么冷，她却穿着短裙，长出膝盖一小段的薄袜子，裙子和袜子中间露着一段真正的腿，天气太寒冷了，那段腿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她像一只兔子那样蹦蹦跳跳，她的小皮包遍布了劣质皮革黯淡的黑斑点。
我捡到过那样的一只小皮包，里面有一个穷女孩子的全部，劣质口红，断了的眉笔，小圆镜，身份证，零碎钱，还有一张未婚证明，一切结婚要用的资料和介绍信，还有她的男朋友寄给她的分手信，那个男人说了很多很多借口，他说他爱她，可是他不能娶她。我把那个小皮包交到派出所的时候他们都冷冷地看我，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冷冷地收下了，往桌上一放。我说，你们可以从她的身份证找到她，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包还给她，这些东西对她很重要。可是他们冷冷地看我，连收条都不写一张。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了， 我二十岁，在C市工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念三年级，现在我在放寒假，我马上就要念完书了，我会永远都放假。
我的青黄不接的二十岁，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我。
我也做不了青春活力了，我有一点儿老，十五岁的小女孩子叫我阿姨一点也不过份。
有一个男人很大声地问那个可怜的孩子，妞，冷不冷？我猜测他从北面来，我们这儿从没有妞这个词。词汇很重要。
当我和雅雅都还是问题少女的时候，我们坐在酒吧里，和每一个看我们的男人说话，有两个男人每说完一句话，就用牛逼这两个字做结束点缀。那时候我和雅雅刚刚去了一次南京，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南京男人。
那两个男人很和蔼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南京男人只会说傻逼。
很多年以后我和雅雅在广州，我总是听到他们优雅地说，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后来我问一个广州男人，我说，你们说的那么长的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男人说，哦，就是够牛逼的意思了啦。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了，我在深夜写作，在白天睡觉，我会为了看一个人去看一部奇怪的电影，是这样，我为了能够看到窦唯而去看了《北京杂种》，我更喜欢年轻时候的他，像我的朋友雅雅说的，他还年轻着，他还没有面对着一个女人猜疑她或者被她猜疑。
其实我在二十岁就看到了《北京杂种》的剧本，是雅雅辛辛苦苦抄的本子，那时候已经九十年代了，我曾经劝她说，你应该去复印，手抄本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
雅雅说她在行为艺术，她幻想手抄一万部电影的剧本，然后展览它们。当然现在她早已经放弃了。请原谅我们的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着。
我在四年以后看到了真正的电影，我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毛毛的女人，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卡子要求她做掉孩子，在雨中，他们争吵，然后毛毛失踪了，然后毛毛躺在手术台上，可是堕胎是一种罪，然后卡子走来走去，卡子抽烟，最后卡子找到毛毛了，孩子哭了。
其间崔健和窦唯不停地唱歌，崔健比窦唯唱得多，但是他没有窦唯帅。藏天朔爬在窗台上，他还是那么胖。直到结束，我还没有听到何勇唱《钟鼓楼》，我爱那首歌甚过一切。
电影有英文字幕， 我看到他们把“牛逼”翻译成了“SO COOL”，我就笑起来了，我在想如果它愿意更换片名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的这个念头很蠢。但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有时间的，如果它一直被拖延着，就会变得不重要，或者要等到很久以后，它也许会被很久以后的孩子们喜欢。就像三十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说：“我们会回来的。”
牛逼=SO COOL。够牛逼=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真是有趣极了。好了好了，回到我的二十岁。
可怜的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有很多目光在我二十岁的身体上游离，从脸上到腿上，又从腿上游离到脸上，我发现不再是我看她们了，而是她们看我，她们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光，有一点儿暖洋洋地，照耀着我的身体，让我像一只猫那么快乐和慵懒。
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她们是怎么过的？她们会抽烟。她们可以睡到下午。她们也会读书的吧，她们会读席娟的小说还是张曼娟的小说呢，据说那些都是言情精品。也许吧。总之我的时代已经不流行张爱玲和三毛了。张爱玲不道德，据说她先同居，再结婚，道德的人们说，如果那个男人是汉奸，就更不叫同居了，而叫姘居。
三毛死了，道德的人们说，她欺骗所有的人。我不读那些，我要么读《西游记》，要么就读《汉字dBASEⅢ原理与应用》。
我看见有两个巡警向我走过来，他们靠得很近，显得很要好的样子，他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就注意到我了。
我想我没有妨碍市容吧，我只是坐在步行街一辆无主的三轮车上吃了一杯八宝粥，我怎么了？
他们一边目不转晴地看我，一边窃窃私语，脚步开始快起来。我开始慌张，慌张极了。他们很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嗨。巡警说。通常巡警是不会说这个词的，但他确实说了。我仔细看他的脸，发现他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桌高粱。你一点儿也没变。他说。他穿着皮茄克，硬绷绷的皮鞋，他的肩上挂着一个难看的很像手提电话的小东西，上面拦腰贴了一条白色的膏药胶布。我看他旁边的巡警，他的肩上也是那么一个难看的小东西，却浑然一体的黑，于是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同桌把他的机器摔坏了，他一向是个潦草的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他的同事看着我的脸，皱着眉，很忧愁的样子。那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长得与高粱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就很放心，我继续坐在三轮车上，仰着头看他们。
我又想起了雅雅，雅雅说她在大街上看到她过去的男朋友，差一点吓死，雅雅看见他穿着制服，腰间别着电警棍和手铐很威武地在街上走，他也是一个巡警。
他对雅雅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在和你分手的的第二个月，我在训练中受伤，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当我醒来的时候，无边无际的恐惧和寂寞包围了我，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的恨。雅雅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会抓我吧。
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了雅雅的脸，雅雅慌乱地说，你不会抓我吧。然后我笑了一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有一米九吧，太阳光从他们的肩膀中间逃了出来，我闭上了眼睛。
事情就是这样，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高粱，他们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但他却去做了警察。
电话联系，啊？他从口袋里拿纸和笔，一边左顾右盼，我猜测他在顾虑别人的目光，他不想损坏人民警察的形象，我知道，可我还没有介意呢，我在和他们互相凝视，然后我们说话，然后他拿出了纸和笔，别人一定以为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正被睿智的人民警察盘问。他的同事神秘地笑了一笑，偏过了头，不再看我。
我没有和他联系，我病了。
大概是因为着了凉，我总是生病，我从一楼爬到四楼也会累，我累得喘不过气来，并且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骨骼发出了格格格的声音。我在想我的将来，我会变成一个婀娜多姿的淑女，我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从年轻一直坐到年老，我不午睡，也不喝茶，我不喜欢说话，我只会工作，工作就是运动。
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时候我也同样厌恶运动，体育老师满怀激情地启发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刚刚跑完一千米后的休息！”我蹲在角落里，喘着气，我看见高粱年轻的面孔上滚动着健康的汗珠，他黝黑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美丽的光芒。
我想我爱上高粱了。
那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小时候的小心思，而且它再也不会自己逃出来了，虽然我们曾经羞答答地把它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秘不示人。有时候很偶尔地，它逃出来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