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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才是。但出人意料的是，英方不仅没有汲取撒切尔夫人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在撤出香港前推行一套背弃“三符合”的政改方案，借此与中国相抗衡。采取这一策略的结果，便是导致会谈延宕了半年，仍徘徊于“十字路口”。
显然，彭定康对过往的历史事实不甚了了，也没有认真去了解，才作出了与中方对抗之举。但以“铁娘子”当年之勇，亦不得不面对现实；今日英方，却执迷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则勇矣，奈何历史潮流不可逆，反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淹没。
“光荣撤退”双方得利
英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1。2亿港元，每年光利润就是1200亿港元。中国人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充分理解英国人要在香港“光荣撤退”，要维护英商的利益，所以，才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签订《联合声明》，制定《基本法》，达成一系列谅解。英国的利益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抛开了这两个文件，另搞一套，英国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任何在香港制造麻烦、制造动乱的行为都将要损害英国的利益，损害广大英商的利益。
香港著名评论家古星辉先生曾这样分析：“英国交还香港，如果用友好的方式，既可以光荣撤退，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又可以得到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用‘拆烂污’手法，令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时，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对抗和捣乱，最后使香港受到了一些损失。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还会送钱入英国人的腰包吗？”
但是，做为政改方案的倡导者的彭定康，在香港呆了几年，尚未“看破红尘”，仍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香港，死抱住既定方针不变，对抗如旧，制造麻烦如昔。继单方面制定《政改方案》，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所谓“民选”的立法局，干扰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行动之后，彭定康又单方面制定了所谓《人权法条例》妄想凌驾于《基本法》之上。
到了1996年下半年，虽然从英廷到彭定康，都在讲“合作”，但实际上是口合心不合，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不愿“还政于中”，搞所谓“还政于港”，包括一些政府档案、资产等，英方总想直接交给特区。二是英方对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表现了过分的兴趣，甚至要求“共同选人”，想安插代理人，延续殖民统治影响。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此遭到断然拒绝。三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妄想根据英国殖民地宪制《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所产生的立法局，硬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架空中国政府在香港有效的恢复行政主权。1996年12月20日，英外相聂伟敬竟发表声明，质疑临立会的法理依据，并宣称要将问题交国际法庭仲裁。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作出回应，明确指出，临立会是在英方破坏了“直通车”安排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合情、合理和合法。四是港英利用最后的管治期，大幅修改法例，削弱治安权力，为特区立法，给特区政府管治制造麻烦。首先，修改了《刑事罪案条例》，把颠覆和分裂国家罪行，都界定为只有“使用武力”才成立。在香港这样小的地方，用武力从事颠覆、分裂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彭定康这样界定，就是要掣肘将来特区以法律武器来制止非武力的颠覆、分裂活动。但是，这个问题更要害之处，在于港英越俎代庖，侵犯了特区的立法权，违反了《基本法》，因而是非法的。五是利用临走前的管治权力，牢牢操控传媒，继续施展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华”宣传，造谣中伤，制造“回归恐怖”效应。并且有计划地分化港人，对一些人大肆吹捧，笼络以高官厚禄，吹捧为政治明星。还奉送外国护照，为其“反华”、“反收回”壮胆。对另一些人则诽谤中伤，甚至扬言要抛“黑材料”，加以恐吓。
彭定康自知时日无多，更迫不及待地鼓励一些人在马路示威生事。对放火烧轮胎、冲掸警察的滋事分子，声言要送坐垫、送咖啡鼓励。还跑到大西洋彼岸，公然在西方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攻击中伤香港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引起七大商会的回击。香港人称其为恼羞成怒，穷凶极恶，到了丝毫不加掩饰的地步。
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在港英商的利益，所以英国商人已经不满保守党的政策，因而减少了对保守党的支持。也许梅杰已经知道自己日子不长，没有必要再花心思缓解这些不良政策对中英关系的伤害了。英国国会补选，保守党接连失败，彭定康也知道自己的宦途充满荆棘，既无暇为英商考虑太多，也不会为国家利益费心思，更不会再为梅杰的继任人行个方便，将继续照他的原本安排干到底。
历史不会因某些政客的干扰而停止前进。针对彭定康的不合作态度，中国一方面表明自己遵循《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严肃立场，一方面积极为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按部就班地工作。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特区400人的推选委员会成立，60人的临时立法会成立。1996年12月1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80％的支持率选出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港人以“公正、公平、公开”方式推选行政长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它标志着香港回归后即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对董建华的任命。12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董建华。江泽民向董建华表示，中央不会干预属于香港特区范围内的事务；特区有困难，中央会帮助，请董建华放心。这是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和决心。
几年前，来港时踌躇满志的彭定康，上镜“曝光”日渐稀落，而且偶有现身，也是满脸落寞之状。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了降下的英国国旗，这位末代总督卷起行囊，打道回府了。
香港大事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秦始皇平定南越，设南海、象郡、桂林三郡。香港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范围。是香港有正式郡县隶属之始。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
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象、桂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该年受汉高祖封为南越王。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
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置盐官49处，番禺盐官驻南头，管辖香港地区盐场。
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
南越丞相吕嘉举兵反汉，汉武帝派将平定。次年破番禺灭南越，改设9郡。香港仍属南海郡番禺县。
公元265年（三国吴甘露元年）
番禺县设司盐校尉，监管包括香港在内的珠江口盐业生产。
331年（东晋咸和六年）
香港改属东莞郡宝安县。
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
置屯门军镇，属安南都护府，镇治设南头，驻兵两千多人，辖地包括香港至大鹏湾等地。
757年（唐至德二年）
改宝安县为东莞县，属广州都督府。香港地区属东莞县。
971年（北宋开宝四年）
在九龙湾西北设官富场，置盐官管理，是广东所属十三大盐场之一。
1102～1106年（北宋崇宁元年至五年）
江西吉水人邓符协，崇宁年间进士，授阳春县令。卸职后迁居锦田，建围村而居，为新界邓族定居之始。邓族与其后相继迁入的彭氏、文氏、廖氏、侯氏，并称新界五大族。
北宋末年
彭氏先祖迁居东莞，后居新界。侯氏先祖从番禺迁居东莞，继入居新界上水。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
官富场因盐产减少而被裁撤，盐务拨归叠福场（今沙头角以北处）经营。
1197年（南宋庆元三年）
大屿山盐民起义，直逼广州城下，后遭官军武力镇压而失败。
1200年（南宋庆元六年）
广东派水军300人戍守官富场。宋代在佛堂门西北佛头洲设税关。佛堂门古石刻“碇齿湾古有税关，今废，基址犹存”即指此。
1227年（南宋景炎二年）
南宋端宗赵在元兵追逼下，退至广东。四月进驻官富场，建立宋末海上行朝。9月移至荃湾，11月逃往虎门。
1228年（南宋景炎三年）
宋帝赵病逝大屿山，卫王赵继位。
南宋末年
文氏先祖文天瑞迁居东莞。明初迁入新界屯门，继迁屏山、大埔泰亨。陶氏先祖从广西迁居宝安县，后居屯门。
元代末年
廖氏先祖廖仲杰从福建迁居东莞，初居屯门，后迁福田、双鱼境内。其子孙先后在上水乡、樟木头、富溪沙等地定居。
1370年（明洪武三年）
改屯门巡检司为官富巡检司，衙署设官富寨，管辖范围包括香港地区及深圳市部分地区。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
广东指挥花茂奏设东莞、大鹏两守御千户所，归南海卫管辖。大鹏守御所设镇兵于南头寨，辖六门，其中佛堂门、龙船湾和大澳均在香港地区内。
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
广东左卫千户张斌筑大鹏新城，城上有大炮两尊，设防守千总一员，兵300名，为新安县东北之重要海防。
1444年（明正统九年）
位于新界新田蕃田村内的裕堂建成，为新界文氏宗族最早的祠堂。
1514年（明正德九年）
葡萄牙人入侵香港屯门，设立营寨，勘察地形，搜集情报。
1517年（正德十二年）
葡萄牙殖民者比利·安刺德率舰船8艘擅入屯门，武力侵占该地及南头，安营设寨。翌年，其弟又入侵屯门葵涌一带。
1520年（正德十五年）
御史邱道隆、何鳌上奏朝廷，主张用武力将葡萄牙人及其船舶驱逐。
1522年（明嘉靖元年）
广东海道副使汪亲督师船，与来犯葡舰交战于大屿山一带，夺回屯门。设水营参将驻守南头城，辖佛堂门、龙船湾等6汛。
1523年（嘉靖二年）
葡萄牙殖民者哥丁霍率舰船5艘进犯屯门，守将柯荣率兵抵御，毙敌35人，俘42人。
1573年（明万历元年）
从东莞县分置新安县，属广州府，县治设于南头，香港地区属新安县所辖。
1586年（万历十四年）
南头另设寨，置总兵，仍辖佛堂门、龙船湾等6汛。翌年广东总兵刘凤翔带兵一营移镇于此，裁撤参将一职，添设把总一员。1590年又复设参将，置分总4员。
1623年（明天启三年）
荷兰舰船从佛堂门入侵新安县，知县陶学修率兵击退荷舰。
1637年（明崇祯十年）
8月6日，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威代尔率武装商船5艘擅闯珠江，炮轰并占领虎门炮台，强行到广州进行贸易。
1647年（清顺治四年）
张家玉、陈文豹、李万荣等人起兵反清，攻占东莞、新安县城。后张、陈相继战死，李万荣率部据守大鹏湾，1656年为清兵所降。
1661年（顺治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