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记得，那天爬坡时，我还正在欣赏山下回旋的公路，突然那辆十轮卡车一过去，我不知怎么就到了地上，接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米袋压在了我背上，可能是同速度之故，也没轧伤我哪里，我把它推开爬了起来，这时我已意识到，我们的汽车翻车了，我赶忙跑过去察看情形，只见母亲躺在地上，“哎哟！”“哎哟！”的哼着，我知道一定是哪里负了伤，同时我又看到六弟满脸是血，把我紧张得不知怎么样，我赶紧叫喊：
“爸爸！快来！六弟满脸是血。”
父亲迅速跑过来，抱起了他的第六个儿郎，我这才缓过神来，问母亲伤着了什么地方。原来当母亲意识到正在翻车时，马上想到的是她怀抱中的六儿，她怕自己的身体压着了他，于是用手去撑地面，就这样使右手腕骨折了，六弟虽没被母亲身体压着，但一个轮胎轧到了他的头上，擦破了一大块头皮，故血流满面，此时，父亲也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我家其他几个成员的负伤情况，五弟只擦破了点皮，对身体无妨，四妹负伤多处，有的青紫，有的破皮流血，伤势算轻度偏上，父亲、三妹和我安然无恙。了解了全家的的伤情以后，首先将母亲扶起，送到靠山的一块草地上坐定，然后将四妹、五弟也安顿到这个地方，父亲就守着照顾受重伤的六弟和母亲，我和三妹则收捡散落的行李。这对一个十一岁和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件繁重的劳动，已经是十一月寒天，但我仍汗流夹背，汗水湿透了衣襟。
这次翻车，全车压死一人，重伤十二人。压死的那人，是司机的助手，他刚取完垫木，跳在驾驶室右侧踏板上站立，而车正好向右倾覆，将他压在车下，不幸死亡。他真死得冤枉，他若在取完垫木后坐进驾驶室，顶多被撞伤，而不致于被压在车下，现在谁也无法动他。
但这名司机助手是为我们全车人而死的。在贵州高原上行车，当爬坡时，常要一个人跟随车旁，随时准备垫垫木，一旦车上不去，迅速将垫木垫在后轮子下，不能让车向后滑，否则滑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死得伟大，死得光荣。
还有一件怪事、巧事，那个被颠死的恶汉，又被压在了车底，因为他已是死人，故未计算在死伤之列。若换另一个活人坐在那个地方，恐怕会造成我们更大的伤亡。
这次翻车，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的车是翻向了靠山有块平地的一边，若是在悬崖那边翻车，那就一定会掉入万丈深渊，一个也休想生还。清理完现场，各家自成一堆，没有欢笑，山间回荡着一片哎哟的哭叫，怎么办，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待，等待过路车捎个口信，去请求救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救济总署的吉普车，这正属他们管辖范围的事，父亲将其拦下，向车上人简要介绍了我们翻车的经过和伤员的情形，请他们到贵阳后，设法转告我们工厂，请求派辆车来援救。
又过了两个小时，从我们前进的方向开来了一辆载重为一吨半的有蓬车，因为都是工厂的熟人，一看就知道是来接我们的。即问“为什么没派辆大车来，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运走？”
“大车全派到外地去执行任务去了。”
这个车只能容纳十几个人，所以最后决定，凡是受了重伤的人坐这辆车到贵阳去救治，其他人则只好留在这里等下一辆车来再行。母亲、六弟、四妹属重伤之列，先上了车，但考虑到母亲右手骨折，无法照顾弟妹，故决定我也挤上去帮助照理。又因为我们家现在只剩下一床被子，而父亲、三妹、五弟还得在这露天待一些时日，而且谁也说不清他们要在这待多久，被子只好留给他们，我们四人只带一床毯子走。临走，父亲再三叮嘱我，并叫我到贵阳后，去湘雅路湘雅医学院找我的姑姑，她会给我们帮助。
车开了，我向父亲、三妹和五弟挥手告别，这是我们逃难五个月以来，第一次亲人分离，尽管时间不会很长，但也有那种难舍难分的心情。
黄昏时刻，小车进了贵阳城，街上不太热闹，大概这是处在偏僻小街上的原因。车在街上转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口停下，半圆形的拱门上，镶嵌着“西湖饭店”四个大字，工厂办事处就租用饭店的几间客房办公，我扶着母亲下了汽车，进了办事处，把一点随身带的东西寄放到了父亲同事处，没说上两句话，又返回车上。汽车又载上我们这原班人马，驶往医院。这次汽车经过了几道热闹的街，此时，华灯初上，商店灯光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熙熙攘攘，好一番热闹景象。
逃难五个月以来，一直生活在那令人痛楚和艰苦的环境，突然见到这热闹的场景，仿佛置身于仙境。
第十二章 悲惨的遭迂
小车左弯右拐的来到了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中央医院”门前停下，据说这是从南京迁来，是当时贵阳最大的医院。医院门上只有一盏涂有红十字标记的电灯，昏暗的灯光，给人一份凄凉之情。我们进了医院，因为已是晚上，只看急诊。医院对受伤的弟妹，简单的进行了一下清洗、涂药、包扎就算完成，对我母亲则更是简单，给了几片止痛药片，即叫明日再来，其它伤员也大致如此，于是我们一行十数人，又乘来时那辆小车往办事处回返。
办事处可没有我们住的地方，只好到外面去寻找住处。但母亲折断的右手，已使她疼痛难忍，加上两个受伤的小弟妹要照看，所以不便出访，只好我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到街上去独自闯荡。黑灯瞎火的，找了好长时间，虽然找到了几家旅店，但回答都是，
“客满！”“客满！”
这也难怪，全国那么一大片沦陷土地上的人们，被战争一下子驱赶龟缩到了这一小块地方，怎么不会造成住房紧张。没有办法，只有垂头丧气的又往回返。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办事处走廊的端头开地铺睡觉，走廊的地面是水门汀的，冰冷，冰冷，所谓开地铺，也只是把仅有的那床毯子垫在地上，身上没有盖的，已经是寒冬腊月的天气，真把人冻得够呛。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啦，这才向办事处的同事开口借床被子。要知道，他们同是逃难过来的人，只不过比我们早到一时，情况也许稍好一点，但也不会有什么富裕的行李，见我们实在冻得可怜，想法匀出被子一床，借给我们挡寒。虽然有了盖的，但毕竟下面垫的太薄，身体的一点点热气，一接触到毯子，就被水门汀的地坪吸光，身上像弹琵琶似的，直打哆嗦。这一夜，我冻得完全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四妹又发高烧，且叫肚子痛，脚也有些微微的肿，本来就有病的她，加上这一冻，病情更加重了。
今天去看病，可再没有工厂的小车接送。因为路不熟，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母子四人，挤在这辆车子上，再去中央医院。先给六弟换药，揭开昨日所敷纱布时，六弟叽哇直叫唤，一个岁多的小孩，那能忍受得了撕开血肉沾连纱布的楚痛。给四妹看病的重点，已由外伤转为内症，现在主要给她治疗发烧、泻肚、微肿等内科疾病。最后轮到给母亲看手了，医生对母亲说：
“你的手肯定是骨折了，要替你施行手术，但现在没有了x光机，不知伤的具体情况，对于做手术会有一定影响。”
后来又检查出母亲患有心脏病，动手术必须上麻药，而心脏病人上麻药可能麻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所以要担很大风险。
医生问我母亲：
“此地有无亲人，能否签字画押。”
“能不能盖保？”
母亲回答：
“我们是逃难之人，昨日翻车，刚把我们送到这里，在这里是举目无亲，唯一能帮助我的，就是我这十一岁的大儿子，要签字就让他签好了。”
看来母亲非动手术不可，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我签字让母亲动手术，若真的醒不来，那不是我将母亲向死亡推进！最后，还是母亲自己下定决心动手术，于是让我按了一个手印，母亲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我抱着六弟，牵着四妹，坐在手术室外的板凳上，坐了约一个多小时，这是多么难熬的一个多小时，也是度日如年的一个多小时。我不知母亲此时能否再出来，若真的醒不过来，叫我这十一岁的孩子，领着两个伤病的弟妹，又将如何坚持到父亲到来？我想，我想，我想了许多许多，一切痛苦的后果让我都想到了。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一个多小时。人们可以想象，这么沉重的思想负担，叫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又何以承担！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这时母亲的手上了夹板，一条绷带将手臂挂在脖子上，十足的一副伤兵模样。这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眼睛里是热泪盈眶，此时我又陶醉在生离死别后重逢的喜悦之中。
在乘坐人力车回办事处的路上，母亲给我们讲述着她施行手术的惊险情形。
下午，我一个人顾了一辆人力车，去湘雅医学院找姑姑，一路上我兴高采烈，我想，我就要见到我久别的亲爱的姑姑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找到了姑姑，就有了救星。姑姑是父亲最小的妹妹，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迁来后，一九四二年她就专程考入这所学院就读，她已来贵阳多时，她的情况肯定比我们好，她看到我们现在这种可怜情形，肯定会给我们以照顾，至少不会像昨晚那样挨冻，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人力车就把我拉到了目的地，学院用竹条编织的篱笆围着，院内有不多的几栋平房和几栋木板结构的房子，后面傍山。我走下人力车，然后到传达室问一位守门人，
“请问，有不有一个叫周耀曾的女同学？她在不在？”
“不在！”
那守门人很不耐烦的这么应了这一句，就把我打发了。这似一盆冷水，突然从头顶泼下，一直凉透了我的心。并垂头丧气的离开了传达室，稍事停顿，我仔细一想，难道就这么算了，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无亲无戚，领着负伤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叫我怎么办？想着想着，不由得眼泪滚滚淌下。
于是，我鼓起勇气，再一次向那守门人简单的诉说了我们当前的遭遇，并说明我是来找姑姑求援的。这时那人才稍为详细的向我说明了情况。
“我们学校是有周耀曾这个同学，但前些日子紧急疏散时，都搬到重庆去了。”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是那样沮丧，一种似孤儿刚失去父母的孤独感笼罩着我心，而心则如刀铰般难受。
这一夜，仍然与昨晚那样睡在水门汀的地上。晚上，母亲的手痛得直叫喊，硬叫我去借一把剪子，将包住指头的石膏剪去一些。四妹则是又泻肚又叫妈，但母亲的手使她痛得难以忍受，且手又不方便，无法给她照顾，唯有我这个小哥哥给以安慰和帮助。
又这样熬了一个夜晚，到达贵阳的第三天，四妹病得更利害了，母亲又带她和六弟到“中央医院”去了一次。到第四天，四妹一整天在喊着爸爸，时刻在翻着白眼，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妹妹时而在地上滚来滚去，时而乱抓着胸脯，看来她有无法忍受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此时，我和母亲也只知道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下午三点，一辆卡车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