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概念转向那意识自信为真实拥有的丰富内容时，当意识感到自己的真实性有危险时（因为意识知道，没有真实性，它就不能存在）
，当意识对自己的固定的抽象概念感到迷惑时，意识便会激怒起来。概念在这种想要实现它自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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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之下，亦即在从事于普通真理时，就会憎恨并咒骂它自己。
这就是一般人对于诡辩（Ｓｏｐｈｉｓｔｅｒｅｉ）
的指摘，这是健康常识不可避免的一种指摘。
诡辩这个字是一个坏字眼。特别是由于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缘故，智者们弄得声名狼籍。诡辩这个词通常意谓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
我们要把这个坏的意义抛在一边，把它忘掉。
相反地，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
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
第一。正是智者们现在把作为思想的简单概念（在爱利亚学派中，芝诺已经开始转到思想的纯粹摹本，转到运动上去）
，一般地应用到社会对象上去，并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因为概念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是绝对和唯一的实体，排斥其他一切，要求影响那不是思想的特定事物，对它们施展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论和实践的各种规定，指向自然意识的各项真理与其他各种自明的法则和原则。凡是一般观念认为固定的东西，在这思想中便分解了，于是思想倒向特殊主观性的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第一性的和固定的东西，把一切都联系到它自己身上。
由于正是这个概念现在出现了，所以它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并且不仅成为哲学，而且成为一切有思想的民族中任何一个人所参与和必须参与的一般教养。因为我们所谓教养，正是指这种应用于现实的概念，这概念不是指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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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抽象概念，而是指和一切表象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相统一的概念。在教养中，概念确乎是占支配地位和起推动作用的，因为特定的东西是在它的限度之内，是在它过渡到它的对方的过程中被认识的。概念成了一般教育的内容，因此就有了一批教授辩论术（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ｋ）的教师出现。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宗教并不是教师，宗教中并没有教育内容。虽然祭司们牺牲献祭，作预言，讲解神谕，但是教育却是另外一回事。智者们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等教人，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在柏里克勒之前，文化的要求已经通过思维而出现；人们要在他们的观念方面得到教育，智者们便是以此为目的。他们以教育为职业。人们要求通过思想来决定种种关系，而不再仅仅通过神谕，或通过习俗、热忱和一时的感情，——这种反思的要求在希腊似乎已经觉醒了。国家的目的是有普遍性的，普遍之中也就包涵着特殊。智者们传播了这种教养。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教育为职业，接受报酬，代行学校的任务。他们周游各个城市，青年跟随着他们，受到他们的教导。
教养并不是固定的。进一步说，凡是自由思想所能获得的，都必须来自自由思想本身，都必须是自己的信念。它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对象，一句话，它就是近代的所谓启蒙。思想探索着一般的原则，用这原则来判断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就对我们没有价值。于是思想对积极的内容和思想本身进行比较，溶解以前的信仰的具体内容，一方面把内容分解，另一方面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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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性、这些特殊的观点和方面孤立起来，把它们单独地紧紧抓住不放。这样，思想便获得了某种普遍的形式；人们为这种作法说出一些理由，亦即提出一些普遍的规定，而又把这些规定应用到特殊的方面。方面本来不是独立的，而只是一个整体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如果与整体分离开来，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这样，就成了普遍性的东西了。
要有教养，人们必须熟习那些属于一项行为、事件等等的普遍观点，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把握这些观点以及那些事情，才能取得对于所求知的问题的直接知识。
一位法官，是知道各种法律的，也就是说，是知道处理一件事情时必须考虑到的各种法律观点的；这些观点已经是独立的普遍方面，这样，他便有了一种普遍的意识，以普遍的方式来考虑事情本身。一个有教养的人，是知道如何对每一对象都有话可说，以及如何找出对于每个对象的种种观点。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智者们教人向对他们有权威的东西去运用思想。智者们并不是真正的学者。他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使一件事情办得通。
那时还没有离开哲学的枯燥到对人类全体、对人的本质方面都不关心的各种实证科学。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遍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的职业性政治活动；——这似乎并不是为了训练公职人员，却好像是为公职人员准备一种专门知识的考试似的。
智者们的活动，是和人们对智慧的追求分不开的。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群众和国家中构成权力，并知道我必须承认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权力，就被认为是有智慧的。因此柏里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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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等政治家所以引起人羡慕，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有能力把别人安排到各得其所。谁懂得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归结到推动人们的那些最终目的上去，谁就是有权力的人。
智者们教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什么是世界上的权力，——什么是解决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思想，——这只有哲学才能知道；所以智者们是思辨哲学家。他们要想使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道德世界起决定作用，以及是什么东西使人满足。人所具有的冲动和欲望，乃是统治人的权力；当人的欲望得邃时，人便满足了。宗教教人说，诸神是统治人的权力。法律也是统治人的权力；人服从法律时可以得到满足，人可以假定别人遵守法律时也可以得到满足。但是通过反思，人便不再满足于把法律当作权威和外在的必然性来服从了，人希望在自身中获得满足，希望通过他的反思，使自己相信什么是约束他自己的东西，什么是他的目的，和什么是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须做的事。
因此，智者们就特别是演说术的教师了。演说这一个方面，可以使人能够在群众中获得声望，能够做出为人们谋福利的事情；因此演说术是迫切的需要之一。民主制度要依靠演说，在民主制度中公民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演说便把各种情况归结到权力和法律上面。但特别要依靠演说术的，是提出对一件事的多方面的观点，使人们接受其中与我认为最有用的东西有关的那些观点。
这一类具体情况是有许多方面的：一个有教养的人要能够掌握这些不同的观点；演说术则善于把某一些观点提到前面，而把其他的观点搁置于后。亚里士多德的“正位篇”也涉及到这一点，这书提出了πｓ，即范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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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思想规定，我们必须遵照范畴，才能学习发言。但是最先从事于这些范畴的认识的，却是智者们。
这就是智者派所占的一般地位。
至于智者们的通常作风，以及研究问题的情况，特别是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完全确定的情景。柏拉图在这一篇中让普罗泰戈拉自己详细说明了智者派的艺术。柏拉图想像苏格拉底伴同着一个名叫希波格拉底的青年人，这人希望投到新到雅典来的普罗泰戈拉的门下，来学者智者们的科学。在路上，苏格拉底问希波格拉底，他所希望学习的智者们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希波格拉底最初答复说：“是演说术；因为智者是善于使人说话有力”
，善于考察对象，并加以多方面的研究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或民族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善于说话的艺术。法国人是很善于说话的；我们称之为空谈。我们学法文，为的是善于说法国话，可是也是为了获得法国文化。
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和一个善于顺利地掌握和表达一切观点的人相周旋，是觉得不舒服的。但是这一点并不是单纯的说话造成的，而是文化造成的。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掌握一种语言；可是如果没有文化，就不能善于说话。文化可以使精神具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使它即时想起这些观点，使它拥有一大批考察一个对象时所运用的范畴。因此，人们可以从智者们学得的技巧，就是顺利地掌握一大批这样的观点，以便依据这些观点即时地来考察对象。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确乎指出了智者们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规定”
，因此难以知道什么才算是一个智者——（假若一个人要想研究哲学，那就是由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否则他就不需要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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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了）——；他说，“然而，我们还是要前往访他。”
①
苏格拉底同希波格拉底一道走到了普罗泰戈拉那里，在那里发现普罗泰戈拉是在一大群第一流的智者和听众当中：“普罗泰戈拉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奥尔斐似的，用他的话语使大家听得入迷；希比亚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有比较少数的人围绕着；普罗第科则躺在一大群景慕者中间。”
苏格拉底先向普罗泰戈拉陈述了他的请求，说“希波格拉底希望从他学习，以便经过他的教导而被培养成为政府中一个有声望的人物”
，然后问他，“他们是公开和他讲话，还是秘密地和他个别谈话。”普罗泰戈拉称赞苏格拉底虑事的周到，回答说，“他们这样先事预防，是个明智的举动。因为智者们在各个城市中漫游，于是有许多青年人抛弃了父母和朋友，追随着他们，深信与他们交游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聪明）
；因此智者们给自己招来了许多猜忌和妒嫉，“
——因为凡是新鲜的事物都是招致怨恨的。关于这一点他讲得很详细，并且接着说：“可是我断言智者的艺术是古老的，但是那些运用这种艺术的古人，由于顾虑它会引起冲突”
（因为无教养的人是敌视有教养的人的）
，“便给它做了一件外衣，把它遮盖起来了。”这种艺术乃是一般的文化，就是“一部分如荷马和赫西阿德的人在诗篇中所宣讲的，另一部分如奥尔斐和缪塞的人在秘法和神论中所藏匿的。我相信，有一些人，如塔仑丁人伊各，和那比现在活着的人都要高明的智者塞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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