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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走的时候，给张维说，七月二十日，全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一些主要的诗评家将聚首北方大学，一是要进行《非诗》的首发式，二是要讨论中国诗歌的走向问题。莫非是此次会议的发起人，文青已经把所有邀请信发出，广东一位出版商出资筹办此次会议。文青说，莫非要她代请张维，希望张维在会议上发言。
文青在的时候，张维只顾跟她说话了，没有来得及看刊物。等文青走了，他才仔细地看起来。他越看越气，最后他把那本《非诗》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他觉得自己被利用了。他没有想到莫非和文青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居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他在犹豫着，去还是不去。如果要去，他肯定是要和莫非等闹翻，如果不去，终有一天，他还是会和他们闹翻。艺术上的分离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友谊马上就要破碎了。再说，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活跃着的所有实力派诗人的一次聚首，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又拉开了灯，翻起身来到地上捡起那本《非诗》来看。不看不生气，一看更生气。他觉得无论怎么样，诗不应该写成那样。
第二天中午，任世雄来访，拿起那份《非诗》来看，翻了一会儿问张维：
“你觉得他们写得怎么样？”
“糟糕透顶了，诗怎么能这样写呢？要么他们就另取一个名字，从诗里面分离出去，别再以诗来称呼它。”张维生气地说。
“哎，你说的这一点很有道理，我虽然写得不好，但在上大学时也写过几首，好在我是上过中文系的，也算是科班出身，这些东西一看就是下三烂。不过，现在人们都是这样来写诗，已经成风气了。我也一直在想，它们怎么能叫诗呢？不就是把一些话分行排列了吗？”
“那是把外国诗翻译过来后，就没有韵了，成了散文。有些外语诗为了押韵，就把前一段最后一个词或几个词另起一段，而翻译过来后也不押韵了。结果呢，中国的诗人们以为人家就是这样写诗的，都纷纷摹仿，把诗给写成现在这样了。”张维说。
“我和几个诗评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有同感，认为现在的诗都是实验诗，都不成熟。那些研究诗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外语水平差，如果能多通几门外语，就可以把国外的诗也拿来比较了，这样，诗的问题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任世雄说。
“那不一定。现在的潮流就是反传统，凡是传统的，都将是被否定的，凡是传统否定的，都将是被张扬的。似乎已经到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用宗教的言词来说，就是到了末世。一到了末世，邪教丛生，物欲领先，恶念四起，礼教败坏，道德全失，人心大乱。这似乎在诗歌里已经成了这样。所以，过去你学过的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笑柄，怎么能用呢？”张维说。
“这么说来，很明显你是被利用了。不过，看来，人家还是蛮尊重你的嘛！”任世雄笑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再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一些名气吧。过去写诗，没有什么派别之分，谁写得好，无论他是口语诗，还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都不要紧，可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本诗刊很显然是要向诗歌界发难了。他们将在本月二十日在北方大学开会，也邀请了我。”张维沉重地说。
“那你去吗？”“我正在想。”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而且要发表重要的言论。你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算是一派宗师。你想想，如果这些人都是持同一种态度，那他们肯定是要起来反击其他的诗人的。如果你发表重要言论，把他们逐个击破，你就出了大名了。”任世雄说。
“什么一派宗师？在这些已经成名的诗人里面，我的年龄最小，影响也不大。至于成什么大名，我真的不在乎了。过去我一直想在诗歌方面做些事，可现在我的注意力已经远远地超过诗歌了，我要做的是经世之学。他们大概是觉得社会已经不关注诗人，而是关注小说和影视人物了，心里有种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想借此炒作自己，这是徒劳。当然，中国的诗歌也确是有了问题，我自己的诗也是有问题的。没有读者，你说我们还写诗干什么？他们的说法多少有一些道理。可是，我在想，在整个诗坛上，我和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不是应该跟他们通通气？”张维有些迟疑地说。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2）
“没这个必要。人家都要消灭你了，你还这样？你们的分离是迟早要来的，还不如让它来得轰轰烈烈些。你想想，你一个人扛起了一面旗帜，而他们都会把你当成靶子来打，到那时，你不仅名声大震，而且还会成为诗坛的领袖人物。经过这么一炒，我们再推出你的那本书。这就有了两个炒作点，一个是你与后现代派的战争，一个是你与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争锋。你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任世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与其谦虚谨慎地追求，不如轰轰烈烈地斗争。我去。”张维终于决定了。
“我陪你去。”
离开会还有一周时间。张维暂时把易敏之的书稿放下，着手写起批评《非诗》的文章来。
莫非于七月十九日到了北京，下午的时候，他让文青来请张维到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去。张维一听莫非叫他，心里非常高兴。主张归主张，朋友归朋友。文青等已经把会场早已布置好，现在就是接待来参加会议的人了。
莫非一见张维说：
“他妈的，你应该早点来嘛，还像老爷似的，让我们八抬大轿去抬你。已经有架子了。”
张维一听这骂声，非常亲切。已经很久没有和老朋友聚会了，现在听到这嗔骂声，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恋人一样。张维也笑着骂道：
“他妈的，你要让我发言，我连夜给你赶稿子。想今晚过来，谁知道你就让文青去叫我了。走，咱们先去喝几杯。”
两人一路骂着，就到了莫非住的房间。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分三个档次，第一个是三星级的酒店，已经分离了出去，专门接待外宾和贵客；第二个是标准间；第三个档次是三人间，里面有一台电视，这是接待一般客人和到这儿来考试的学生的。诗人们没钱，就是这次开会的费用也是出版商资助的，所以都住三人间。好在中国的诗人们穷惯了，也没有多大的意见。
莫非住的房间，给张维留下了一张空床。桌上摆着很多啤酒，地上也有很多空瓶子。莫非说：“今晚咱们他妈的喝他个朝天，好不好！”张维说：“好，他妈的，我都半年没喝酒了。”张维不知怎么的，一见老朋友就是觉得亲切，语言也豪壮多了，粗俗但却亲切。
莫非和张维喝了两瓶啤酒后，莫非就问：
“你看这一期的《非诗》了吗？”
“看了。”
“你觉得我的那几首怎么样？”
“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张维不想这么早就闹翻。
可是，莫非一听，心里很激动，马上说：
“那你觉得我那篇刊首语怎么样？有没有冲击力？”
“很厉害，只是有些地方我跟你的观点不大一样。我会在明天的会上讲的，到时候请你不要介意。”张维为难地说。
“我怎么会介意呢？张维，我给你说，我知道你的脾气，也知道你的为人。我的诗风已经变了，跟过去的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会有些想不通的。不要紧，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只管在会上批评我，而且我希望你批评得最好猛烈些。越猛烈越好！”莫非笑着说。
张维不明白地看着莫非，莫非说：
“张维，虽然你比我小好多岁，出道也比我迟好几年，但成名却和我差不多。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我有几句话要给你说。现在已经不是８０年代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诗歌很不景气，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诗离人们太远了。能看懂诗的人太少了，所以人们才放弃了我们。这是个什么年代？是市场经济，是要炒作的年代。你看，这几年火的那些作家不都是炒作起来的吗？可是我们诗人呢？不会炒作。我在火车上想，如果要炒作，就要有步骤地进行，所以我想到了你。我知道你肯定跟我现在的观点不同，所以我想，不妨我们就演它一个双簧，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双簧，是真戏真做。你呢，拼命地批我，越狠越好。我呢，就狠狠地反击。争取使整个诗坛掀起一场争论的热潮。历史会记住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谁都不必强求对方。”
张维这才明白，他握着莫非的手说：
“好，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些的。”
后来又来了几个诗人，其中就有雅克西。大家一起喝酒，骂人，直到深夜。张维躺在黑夜里有些伤感，他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非要分崩离析呢？
第二天一早，来开会的人还真不少，诗坛上活跃的青年诗人几乎都到了。大多都是年轻人。一个个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让人疑心是不是进入了马戏团。好在大家都见惯了这样的人，见怪不怪。快到开会的时候，来了几位老一些的。大家都认识，是诗坛上一些有声誉的诗评家。最后进来一位很胖的家伙，张维一看，竟是任世雄。任世雄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看见张维就笑眯眯地往张维这边挤。
主持人是莫非。莫非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几位，然后请那几位讲话。那些评论家都拿出那本《非诗》，一个劲地称赞这本《非诗》真好，为什么？它给呆板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诗无达诂，诗应该怎么写是没有定论的，应该创新嘛，古人就是太讲韵了，到了２０世纪初，白话文的兴起才打破了这一陈规陋矩，但那仍然在古典诗词的意境里兜圈子，还没有脱掉古人的衣服，到了８０年代中期，口语诗的兴起才使这件古衣从容脱去，使诗歌重新穿起了现代平民的衣服，也说起了现代的话，然而，这新的衣服和话语仍然是有局限的，仍然笼罩在传统的美学之中，看到今天的《非诗》，我们才耳目一新，这是真正的现代诗，工业诗，是诗歌新的希望，等等。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3）
只有一个老一些的诗人气冲冲地说：“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诗歌嘛，就应该有诗歌的规矩，要么你就不叫诗歌，你要真正地反传统，干脆就不要汉语了嘛，因为汉语有它自身的意蕴，这是千百年来由汉人给它注入了一种精神，一种生命，你要反传统，反的是哪个传统，是汉语语言的传统，还是什么？我不明白。我看了这里面被标榜为真正的后现代或者叫工业诗的那些东西，充其量就写了些前人没有写的东西，只不过在内容上有拓新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没有。再说，那些拓新也是值得推敲的，我看他们是什么最让人恶心，他们就写什么，我看直接叫《恶心》好了，就不要叫什么《非诗》。”
场子有点冷。莫非却很热，他又请出一位批评家来。无非是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