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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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50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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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潘照临与石越相处十余年,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说服石越的。他太了解石越,石越的性格中,温和有余而冷酷不足,即使对政敌,他也无法做到绝决无情,更何况是对同盟与部属。若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许算不是缺点,但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却是重大缺憾。潘照临觉得,这种性格,正是石越最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的地方。

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绝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宰相,他们立场鲜明,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而且也能让身边的感受到这种信心,源于这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群臣的人物。这两人就像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的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唯一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的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对。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属下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的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通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措,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的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的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侍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亲朋好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人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喝酒,偷偷查看那仆人带的拜年飞帖,发现要投送的戚友与自己大部分相同,于是此君竟生了个偷梁换柱之计,将那些拜年飞帖偷偷调包了,结果那朋友的仆人投送的飞帖,全成了他家的。此事后来揭穿,便成了汴京的一大笑谈。开封人每到了过年,提起拜年飞帖,便会提起这件事来,当成一个新年的笑料。

这个元旦,是石越拜相以后的第一个新年,石府在一天之内收到的拜年飞帖,差不多就堆满了一间小屋,而仅仅送拜年飞帖一事,便已让合府的男仆累得人仰马翻。但以侍剑的身份,够得上他去送拜年飞帖的人家,倒也不会太多,因此回来得甚早。

侍剑又给潘照临与陈良拜过年,一面笑道:“方才去桑府时,路过大相国寺,不料却听到些趣事。”

“大相国寺那边,有好些人在说,太子东宫经常有赤光闪耀。许多人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是自己亲眼所闻。”侍剑装着不经意地说着市井见闻,笑道:“这事实是太稀奇了,小的都想找个闲跑过去亲眼看看。”

石越不由笑着摇摇头,转过头望着陈良,笑道:“看来子柔那位布衣之交不简单。”

潘照临也歪了歪嘴,似笑非笑的说道:“那曹家小舍人的确非寻常商贾。这几日,街头巷尾,酒舍茶楼,到处都有人在说太子如何如何仁孝聪明;你看这几天各大报纸,那讲掌故的文章,都在那里大夸太宗和赵普,说他们如何英明,太祖做错的事,非太宗与赵普这样的君臣,断断不能纠正……那边厢赞太祖兄终弟及,他就夸太宗能传位嫡子,是纠正太祖之错。嘿嘿,这会儿,东宫竟冒赤光了……本朝是火德王,继承大统者,当然要有赤光护佑的。”

石越微微颔首,道:“更难得是时机也把握得甚是巧妙。”

“时机?”陈良听石越与潘照临夸赞曹友闻,正欲顺势再说几句曹友闻的好话,好让石越见他一见,但这时候听到石越这句,却糊涂起来,曹友闻做的这些事,又能有什么时机可言?他不由拿目光去询问潘照临。

潘照临见石越也望着自己,显然也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识透他话中之意,因眯着眼睛,淡淡笑道:“子柔可知,但凡能成大事业者,必是能顺应民心者。所谓英雄顺时势,时势造英雄。任你多有本事的人,若所生之时,没有那时势,也只能徒叹奈何。这时势说白了,便是人心。田烈武、曹友闻要做的事,看起来简单,实则微妙。他们若是无能之辈,心里便不免会抱了个念头,想要摆布人心,若是如此,那便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但若能识得人心的微妙之处,去顺应人心,那么便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石越,见石越眼中有赞赏之意,又笑道:“如今天下的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自从熙宁十四年起,百姓生活便愈见艰难,尤其是去年,更是怨声载道。民间原本对官家颇有怨言,不满之意郁集于心,这时候传播不利于太子的言论,百姓心里有怨气要发泄出去,便容易相信这些谣言。但自去年腊月起,这人心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皇上的病情传出来,便是汴京的普通百姓,亦知道官家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

“寻常百姓,通常亦没什么见识,但即使如此,他们却也不会相信换了官家,一切便会好转。相反,百姓虽然一面心怀不满,但心里面,对皇上却是很信任的——这是极易为人所忽视的——这种信任,是皇上用十八年的励精图治,不知不觉的刻在人心中的,绝非那么轻易就可以磨去。百姓抱怨归抱怨,不满归不满,但一旦发觉要换官家了,心里面恐怕更多的茫然、担忧,百姓只害怕将来的官家比不上皇上,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听到太子的坏话,相反,凡是有关太子的好话,哪怕再不可信,对百姓而言,亦是一种安慰,他们更愿意相信。”

“所以,曹家小舍人这个时机是选得极巧妙的。而且机缘巧合,今日又有太后在朝会上出示佛经,如此一来,太子在民间的声誉就更好了。我要是曹友闻,便要抓住一个‘孝’字做文章——须知那寻常百姓,是不太在乎太子是不是聪明的,却会很在意太子是否孝顺。你去问问市井百姓,他们都会说百善孝为先,一个孝顺的官家,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所以历朝历代,都要说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个道理。”

说到这里,潘照临心里实是更加失望,但嘴上却笑道:“有了这曹友闻与太后‘里应外合’,太子便可安枕无忧了。雍王党羽以前还可说太子失德,如今却连这口实也没了。如今他们能做的文章,可就只有太子的年纪了。”

陈良也不由笑道:“形势已变,便是愚顽,也当知道要收手了。”他望着石越,正欲借机推荐曹友闻,却又听石越不动声色的问道:“前几日听章子厚说,汴京如今到处都在传说,三佛齐要叛乱。这事只怕也是那曹友闻的主意罢?”

陈良一惊,连忙说道:“此事学生却不知道。听说是几个南海海商传出的消息。”

石越轻轻哼了一声,道:“此事文焕倒也曾提过。但我问过段子介,段子介说薛奕已知此事,以为不可信。子柔去过南海,以为如何?”

陈良有心想替曹友闻说几句话,但他知道石越与潘照临都是极聪明的人,终于还是摇摇头,老实说道:“军国之事,实非学生所长。”

石越点点头,脸上却看不出是喜是怒。陈良只道又没机会推荐曹友闻了,心里面已打消这念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若是方便,子柔这几日便请曹友闻来一次,我有事想问问他。”

陈良不由又惊又喜,“相公?”

石越知道他之意,道:“是曾布、蔡京、李修文一道出了个主意,我想问问曹友闻南海的事。”

石越又转向潘照临,笑道:“潜光兄方才一番话,于我亦触动很大。”

“潜光兄方才说,百姓知道皇上病危,对未来担忧、茫然之情更多。诚哉斯言!”石越叹道:“然百姓有此担忧,是宰相之过。若令百姓有此担忧,皇上若有不讳,亦难安心。我忝居相位,又如何对得起皇上知遇之恩?”

“无论如何,我须对得起百姓,对得起皇上。”石越决然道。

潘照临心中一喜,不料却听石越又说道:“侍剑,你再辛苦一趟,去君实相公府递个札子,明日我亲自去给他拜年。”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石越一心一意想要弥合党争,与司马光、王安石齐心协力应付困境的想法,在潘照临看来,却实是如同一剂毒药。与司马光、王安石斗个你死我活固然没有必要,但如石越这样,过分尊重司马光、王安石,却也显得太低调了些。尚书右仆射并非是左仆射的下级!但石越在这方面,却显得十分坚定,坚定得似乎那是理所当然。

第四十九节

宋人的春节,是从元旦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才结束的。虽然达官贵人们可以靠着仆人投递“拜年飞帖”,在元旦那天便向亲朋好友拜完年,但那些普通的东京市民,却都是要亲自上门拜年祝贺的,而因为元旦那天,要拜祭祖先,甚至上坟祭祖,还要放爆竹烟火,贴门神春联,去寺庙烧香……仅仅一天时间,是断然走不完所有的亲戚的。况且,熙宁十八年的元旦,还飘着鹅毛大雪,直到向晚时候才停下来。所以,正月初二的汴京街头,拜节的人群反而比元旦那日还要多。尽管开封府颇为尽责,早已经组织人手,在元旦的晚上,将街道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但第二天的御街上,所有的马车依旧是寸步难行——驿车早已挤得满满的,但路上的行人却实在太多。

坐着马车准备去拜会司马光的石越,尽管起了个大早,刻意想避开拥挤的行人,但却还是漏算了元旦那场大雪带来的麻烦,正好碰上了出行的高峰。按照宋代一百多年来的交通法令,车马必须向行人让道,而汴京又没有给马车开辟专门的通道,于是,堂堂尚书右仆射的马车竟被困在御街上,走得比蜗牛还慢。石越心里一面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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