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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边界勘探时，小组大部分人员部集中在扬布库，研究后来的病例。如果一切顺利，调查人员也可能会成功地限制传染的扩大。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小组另一成员，比利时嗜眠病专家西蒙·纽文霍夫博士（Dr。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计划沿豪特扎伊尔省（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内更靠南边的一条路线出发，去那些有铁路等公共运输服务较好的地区。在那里，埃波拉病毒可能传播得更快。但是该病毒将遇到很大阻碍。第一，要到达那地区，就必须先通过我现在正要去的那个偏远地区；第二，铁路的速度跟蜗牛爬行一样缓慢。它的出名的迟缓简直成了传奇。有一次我们托铁路上运送一桶柴油补充我们的燃料供应，竟始终没有送到。
我们出发往北方进军的日子越来越近，福梅特罗天天开会，情况越来越紧急。一大堆困难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变为传播病毒的动物和小虫？对扬布库爆发的疫情究竟应该如何调查？现场实验室应采用何种工作方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总在我们脑子里素回着：如果我们小组中有人染上了这种病毒，那该怎么办？
日子在紧张地准备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装备中消磨了。我们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胶手套，和其他用品；还需要吉普车和燃料。北方会没有燃料，我们必须带足自己需用的燃料。经济上，扎伊尔已陷于困境。过去，她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称为比利时刚果。自1960年赢得独立以来，一直努力争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况变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政府将私人企业全部没收，改为国营，以致整个国家经济趋于崩溃。像大部分非洲农村一样，内地没有电，1976年间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蜡烛，也买不到。情况如此之凄惨，农村很多地方连啤酒也没有。啤酒成了非洲经济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没有了，表明国家经济景况一蹑到底。
金沙萨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我们仍难找到我们需要的供应物品。比尔和他的玛玛那模医院的同事一一夫妇俩人，原来是英国军队里的兽医——很有办法，帮助我们买到了所需的一切。另外，美国大使馆又提供我们真空罐装军用口粮。那些罐头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实际上是过时的物资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标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许1945年是制造军用口粮最好的一年吧。
我们另一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在我们小组成员之间建立某些联系的方法，以免重蹈乔尔·布雷曼的覆辙。传教士组织中心再一次帮了大忙。金沙萨的比利时天空教传教士有一种专门联络的装置愿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个单边带的收发机，只需一节12瓦的电池就可操作，天线就装在我的吉普车后面，用们是亲戚一一到来跟我同乘这趟飞机，飞机才能起飞。他还坚持让我们替他带些供应物资一一他要发给本巴的。没有人会反对。这类事情已经成了惯例了。在扎伊尔，任何人手里掌点权，干这种勾当，极少感到内疚的。如果手里有权不利用，就等于失去了权力一样。
我们终于起飞了，两小时后便到达本巴。飞机在红土跑道上刚停稳，人群便跑了出来察看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是儿童。他们大张着嘴看着飞机上卸下的物资，这在本巴是罕见的。一架运输机的到来，确是一件大事。
我们飞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达时已是下午很晚了。这个城市离赤道很近，刚下午六点，夜幕就降临了。这意味着时间很短了，只能卸下两辆吉普车和那些物资，还得要找过夜的地方。当地天主教会提供给我一个住处。我一走进里面，看见一张长方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该教会工作过的传教士们。他们都是十年前被扎伊尔的叛变士兵杀害的。这张照片提醒人们：使这一地区变成这么危险的不仅是疾病。
这种病毒不能长期无名，给它命名的荣誉落在了卡尔身上。尽管扬布库似乎可以为名，卡尔不以为它是个响亮的名字，也许他不想给这个小镇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区的地图，注意到杨布库附近有一条河流，于是便决定以该河的名字命名这种新病毒一一埃波拉（Ebola）。
追踪埃波拉病毒
当我发现基桑加尼没有人对疫情有所了解时，决定独自一人去伊西罗（Isiro）。伊西罗是基桑加尼和苏丹边境之间最大的一个市镇，位于基桑加尼东北120英里处。与我作伴的只有司机。但当我了解到司机的品格与脾气后，我真宁愿一个人上路。他寡言少语，近乎是个哑吧。他的沉默还带点挑衅性，好像老在做给我看他给我开车是倒了大霉。此外还很快就看出他也不是个精明的司机。他总是参加汽车大赛一样，在泥泞的道路上开得飞快。我一直担心怕出车祸。当我指责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时，他都会瞪着眼睛看我，好橡说：我开我的车，关你啥事。问题是除了他，没其他人选。他20来岁，在扎伊尔南部的一个牧师家里长大，后来移居国外。队里把他派给我，说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信得过，对此我不无怀疑。意识到米什林的地图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命。但愿我能顺利结束旅程，一路平安。那时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况比通常时候还要糟。雨水把泥土变成红色的泥浆，司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这里的土地主要是红土，一种含有铁矿砂的粘土，呈铁锈色。这些红土路，湿的时候，滑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车轮胎又带上了泥，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最多也只能维持10至15英里的时速。和本地区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罗的路还算是条主要的高速公路，至少，地图上有明确的标志，而且路上还有轮胎驶过的痕迹。热带草原上浓密覆盖着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雾笼罩下，像是处于睫陇的梦境。猴子、羚羊、拂拂一听到我们车子到来的声音立即四处逃散，消失在烟雾中。野兽的叫声从远处传来，鸟群倏而从天而降，倏而又飞回灰色的天空。于是，大地变得万籁俱静。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汽车的引擎声和不断敲打着汽车顶篷的雨点声。
这里几乎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多少医生，人们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药剂师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药品。我想，如果要了解当地有无疫情发生，药剂师恐怕是最佳人选。但是我和村里的头头、教师以及凡能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谈了话，尽管人们一般都乐于帮助，但我还是没能了解到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必须通过当地翻译，因此始终存在着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文盲，这些人容易认为外国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诉我的是事实真象还是只说些他们认为我爱听的话。
“你知道有人发过烧并出血了吗？”我问。
“哦，有过，确实有过，”他们说。
但他们很快就补充说，最近没发生过那样的事。而且，我当然也无法肯定他们向我描述的那种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着多种疾病，人们不断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轻人、健康人在内。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在这种原始条件下，要对某种病作出诊断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给予有效的治疗了。我专心致志地向人们了解关于埃波拉病的情况，以至到了当天下午很晚时候才想起自从离开基桑加尼之后我们什么东西也未曾吃过。也许这就是我的司机不时地把阴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缘故。当我提议在下个农村集市下车买点吃食时，我看到司机一天来第一次表现出难得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村庄，找不到食物。那儿根本没有集市，商店的柜台又是空的。不管去哪里，情况都一样。我对本地区的艰苦情况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没想到竟如此之糟。显然人们是种什么吃什么，没有多余的东西出售。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动用军用罐头。这种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经变质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着所有的罐头都报废了，那么我们该吃些什么呢？！
我们把车停在路旁，但没下车。雨越下越大，从窗玻璃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拿出两听罐头，司机带着满脸的怀疑神色注视着我打开罐头。“能吃”，我这么说时，连自己都没有信心。我把鸡罐头留下，把火鸡罐头递给他。我的罐头里还有奶酪、花生米和汤。我咬了一口奶酪，仔细地嚼了嚼。不错，还真的不错！我又尝了尝鸡，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机点了头，他至今还没动他刚打开的罐头。“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试着吃了一口后，显然同意我的话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给予我更大情任。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Mariner）的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天线，把电源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话。孤单单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出是我吗？”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应。我曾经为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只有继续向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Dungu）的小镇，离此50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