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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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 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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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劝我们还是算了吧,不要违犯社会禁忌。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史蒂夫说:“试试吧,这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我们重返哈菲扎巴德。带着很多涉及隐私的问题,担心被拒之门外。然而让我们惊异而又不胜感激的是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人们局促不安甚至稍显愤怒,但对我们的问题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们。
  当我们把血样送往当地医院实验室分离,准备运回卡拉奇时,我们找到了揭示传染途径的第一条线索。这是一个比其他落后地区还算干净的实验室,但装备可怜,只有一台陈旧的离心机,一架古老的显微镜,几块玻璃片和一个插着几个破裂试管的支架。此外还有三个针头和三个注射针管,这就是实验室的全部装备。门外至少有六个人正等着抽血。
  我们继续调查。尽管当地居民生活贫困,但并不缺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还是正规医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门口挂个牌子便开始行医,病人不断上门。似乎行医只需要一块木牌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规医生还必须和传统回医竞争。这些回教医生只知道发给护身符和药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们,如果得了大病身体虚弱,才想到找医生。他们深信要想恢复体力,就得找医生打上一针,无论什么针,当然能够打点滴再好不过了。结果多数针都是维生素,有的根本就是糖水。而医生也乐意让病人打针,不管需要与否,因为可以赚钱。
  诊所里不难找到针头和针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数量极少,与全城注射人数不成比例。而这些针头和针管都是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用的产品,不能重复使用,更难进行消毒,因为针管上的刻度会在高温下消失,无法标示剂量。这样,它们在温水里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于消毒设备和液体,我们只在一家医院找到一台电子消毒器,但那座房子根本没电。显而易见,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经消毒就重复使用,造成C型肝炎广泛传播。
  我们继续数据分析,并找到一个相互关系,即染有C型肝炎的患者经常找医生打针。但注射并非唯一传染途径,输血也造成传染。尽管C型肝炎检测剂于1992年就出来了,但一剂要花15美元,远比艾滋病病毒试剂贵,所以没人进行检测,也没医院提供检测。一家美国公司独享该试剂的专利权,所以价码任意抬高。当我们向厂方代表反映此事时,他只是抱歉地送给我们几剂。如此而已。
  作为传染病学家,我们能做什么来制止这险恶的传染病呢?我们可以查出它的传染范围和传播方式,也可以在医学期刊上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爱滋病,C型肝炎的传播被忽视了。
  哈菲扎巴德是个特例吗?还是全已基斯但到处隐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为了搞清C型肝炎的分布范围,史蒂夫率领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处的村庄德尔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调查。这个村跟千万个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样普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个诊所,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学校,一个公立,一个私立。学童们要学习英语、乌尔都语、信德语及惮路支语。当有人来访时,社区工作人员骄傲地展示各种小册于,以显示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忽视村民的教育。
  离开诊所,史蒂夫开始入户访谈。如果村民曾在医院“打一针强壮身体”,史蒂夫就抽取血佯。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曾去过医院,有的还每周定期去,一些病人只发烧、背痛、痉挛或腹泻,根本下需要打一针,血样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头晕: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医院“打一针。”
  当晚,我和乔正在看CNN新闻,电话铃响了。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阿米尔·贾汗(Aamir Javed Khan)从德尔穆汗默德村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沮丧。
  “我和沙普尔在一起”他说。沙普尔米尔扎(ShaperMirza)是实验室能干的技术员。“我们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我问。
  “沙普尔刚化验完采集的血样,百分之六十呈阳性。是不是有错误?”
  百分之六十?令人无法相信。十个人里竟有六个被感染?我叫沙普尔听电话,想搞清是否操作上有错误。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吗?控制全都准确吗?”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为了万无一失,我还额外检验了汗米尔的血,他的就呈阴性。”
  “读数是多少?”我问。
  “读数很高,每一个都很高。”她说。
  我们满腹疑团地上了床。第二天我们决定重新检验。结果没有错,仍是百分之六十。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随意抽样的病人绝大多数染上了C 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开业医生,他们平均一个针头要注射三个患者,有的甚至次数更多,每次均未经消毒。这真是一个恶梦。
  当我们拿其他传染病学者所做的类似调查进行比较后,发现德尔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巴德市一阵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们到各个公立医院病房转一圈,就会发现许多肝病患者都遭受着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们对此已有所认识,现在终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样没什么区别。医生或是为造福病人,或是贪图钱财,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卫生安全,滥用医疗器具,造成瘟疫传播。与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 型肝炎病毒会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静静地潜伏在病人身上达数年之久,然后致命地发作。然而我们访谈的医生极少知道他们重复使用针头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医生不相信或不在乎这种可怕的后果。
  因陋就简,这一基本路线仍然统治着这个贫困世界。
  感染了的外科医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 Hotel)优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乔因患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些死于该病,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30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一家医院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到了医院,检查了病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门诊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血。
  “晚上11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单位的血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
  这时,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脏都在渗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溃疡。”
  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国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光泽。整个手术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下午三点再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腔时,鼻子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烧。”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病,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开玩笑说,怎么了,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二天,这个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我找到了给那位病人用内窥镜检查的医生,向他讲述了病人没有溃疡却出血不止的情况,我说和我一起手术的朋友病了。让人担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复诊以为是疟疾。
  这时,我打断了他。
  “你已将沙菲克的发病与那位病人联系在一起了吗?”
  杰米尔汗摇摇头:“没有。我们根本设想到这一半点。”
  我让他接着往下讲。但暗中奇怪。他们应该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因为已有两名巴基斯坦医生死于此病,而第二个医生曾是杰米尔汗的好友。
  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就在沙菲克发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诊,突然感到身体发痛,回到诊所一量体温,华氏1O2度(摄氏39度)。当时两个病人已经预约了手术,于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师只做一个,另一个晚上再说。”
  做第一个手术时,我因发热而浑身颤抖,一做完手术,我就回家睡觉,并让我兄弟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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