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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午夜。我们也像深夜一样沉默无语。然后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两个世界
苏珊帮助救活的两位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的外科医生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医生。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和医学界的骄傲。聪明好学，勤奋工作，救死扶伤，他们的创造确有成效。我们招聘来阿格汗大学流行病学研究项目的人员是新近毕业的医科学生和年轻医务工作者。他们也都热情好学，不畏艰难，永不疲倦。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并愿为此而冒风险。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乐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工作。阿格汗大学自成立以来，已办成了一所良好的医学院。培养着优秀的医务人员，但和其他医学院的毕业生一样，有些学生寻求到西方进修，其中不少入便一去不回。我们则鼓励学生留在国内工作，为国家一片空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开拓工作，从中找到奋斗的乐趣与人生的满足。如果他们去西方作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呢？而在国内，即使只作一名三级护理医生，也能救死扶伤无数。如果有更多的人投身流行病学领域，那么总有一天，落后的事后治疗将被事先预防所取代，从而节约宝贵的医疗资源。使之更好地服务大众。
在巴基斯坦，对病毒学的研究与实践等于零。苏珊白手起家，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创建了病毒学系。像我一样，苏珊带着年轻人在她的实验室以及我们的公共卫生研究项目领域工作着。我们的规划，从对痢疾、肺炎与肺结核（该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研究，到骨折、烧伤、伤残的治疗，以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济。第一年我们培养了六名学生，支持他们出去独立追踪病毒，其中一名学生，阿米尔·贾伍德·汗（AamirJaved Khan）被派到最偏僻的惮路支山区沙漠，在牧民中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任务很艰巨，但他欣然前往。
阿米尔在给我和苏珊的报告中说：“1995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惮路支省巴尔汗县的牧民塔吉·穆罕默德（TajMohammed）像往常一样到周围山上放羊，回家后对家人说觉得身体软弱有点发烧。”
不容置疑，阿米尔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已通过了赴美深造的考试，但最终放弃移民机会，留在家乡工作。他英俊健壮，有着乌兹别克人的圆脸和闪亮的黑眼睛。在多次大型调查中。他表现出色，包括在信德（Sind）监狱调查艾滋病，以及调查C型肝炎。
到游牧部落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想法始于我们那次在奎达旅馆中的聊天。当时我因感冒卧床休息。杰米尔汗，沙菲克，阿米尔和苏珊在房间里碰面，谈到了追踪这种病毒。调查是必要的，但是从何入手呢？我突然想到了，说：“牧民。”
前几天，我们在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幽静的庭院里遇到了一位惮路支牧民。他身着传统的牧民服装，头缠艳丽的穆斯林头巾，外罩白色长袍。他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死了很多人。
阿米尔就是为此前往山区的，他最终到达了一个叫科鲁（Kholu）的山谷。
在报告中，他写到：“路太难走。从奎达到这里需要走12小时山路。路窄得仅能容身，两旁的山壁伸手可及。没有旅馆，幸好我们找到了政府的招待所。这里人烟稀少，但景色美丽。这里是干燥的山区沙漠气候造成昼暑夜寒，夜里冷到零度以下，白天满是阳光，因此不宜生长粮食作物，蔬菜很少。但山坡上下散布着座座帐蓬，还有骆驼和山羊。惮路支山绵延广麦，延伸到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大片地区。当地人善于编织美丽的挂毯，刺绣也美妙绝伦。”
“这里缺电少水，更没有油气燃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距此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苏伊（Sui），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气田，但这里的百姓根本享用不到。阿富汗境内的战火近在边境，也使牧民们不得不放弃每年夏天到高地草场放牧的传统，只得在风沙不绝的低地挣扎求生。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西方象征——可口可乐广告，在这里根本看不到。”
原始的自然之美与艰难的牧民生活震动了阿米尔。他的同情心与生俱来：乌兹别克人从北方的阿富汗和苏联迁来，紧邻惮路支山区，很多部族有着共同的痛苦命运。
报告继续写道：“在接下来的两到四天时间里，塔吉·穆罕默德越发虚弱，严重背痛。起初他只想在家休养一下，到了8月28日，他的牙床开始出血，于是家人驱车半小时把他送到巴尔汗镇的公立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毒蛇咬伤，需要抗毒血清，但巴尔汗镇没有。于是他建议把病人送回科鲁，车开出50分钟后，病人开始流鼻血了。
8月30日下午两点，塔吉·穆罕默德到乌斯曼医生（Dr。Usman）的诊所求诊。乌斯曼医生检查了病人，并用一种混合草药清洗了出血的牙龈。但是到了第二天，病人开始吐血，乌斯曼医生找来两位同事会诊，三人一致认为是当地特有的小蛇咬伤的，伤口不易觉察。他们为病人注射了抗毒血清，并建议病人到木尔但城（Multan）的大医院就医。但塔吉宁愿回家。不久，他死在了家里。他的兄弟可汗·穆罕默德记起了病人死前身上遍布青紫色斑痕，肚子上有血红的斑点。
塔吉·穆罕默德生病时，他的兄弟可汗一直陪伴身边并为他擦洗血迹。在病人死后第二夭，可汗身体发虚，腹痛并出现腹部红斑。背和膝关节也开始痛，但三天后，他康复了。
而乌斯曼医生则在9月2日开始发病。虽然他感到虚弱，身体痛，仍抱病出诊。5日一早，他的叔叔注意到他的牙龈流血。鸟斯曼医生才告诉家人自己可能从塔吉·穆罕默德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家人送他到德拉加齐汗（Deranghazi Khan）城尤苏夫医生（Dr。Yousuf）的诊所里。尤苏夫医生化验后发现他的血小板只有一万六千（正常指数为二十万。建议他转往木尔旦城的尼什塔医学院（Nishtar MedicaI College）附属医院。等他到达那里，却找不到医生就诊。等他被安排进家庭医科病房时已是6日午夜。他被当作伤寒和疟疾治疗，毫无疗效，依然高烧不退，血小板数仍低落，当时他神志清醒，尚能进些饮食，但从7日早晨开始，直肠整天出血，只好输入五个单位血浆。就在主治医生准备将他转往卡拉奇的阿格汗医院时，他已大口吐血，晚上8点30分，乌斯曼医生在尼什塔医院去逝了。
在他去世前两小时内，大约四五十位亲友成群到床前探望（就像在非洲一样，在巴基斯坦，疾病与死亡并不是隐私。床边血迹斑斑，许多来探望的人都接触了充满病毒的血液。遗体被运回科鲁埋葬。五大后，其中的一位亲戚贾旺·沙（Jaw；indShah）开始发烧，被诊视过塔吉·穆罕默德的医生奥兰泽布（Aurangzeb）诊断为蛇咬。疟疾化验亦呈阳性。第二天，病人牙龈出血，被转往德济汗市民医院（IXiKh；1nO、利Hospiial）时，血小板数目极低。9月19日上午，他开始流鼻血，并持续高热。当天中午就去世了。遗体运回科鲁下葬。下葬前，他的叔叔阿齐姆汗为他洗了身子。“
读到这，我们数了数受害人数，10人染病，其中，1人死亡。阿米尔总结道：牧区的虱蝇及其他吸血寄生虫寄生在羊、山羊和骆驼身上，传播疾病不可避免，并完全有可能从木尔传播到卡拉奇，因为两地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而从卡拉奇到欧洲仅为8个小时；到美国13个小时。地理不是保护屏，银行存款也无法让疾病退身。如果我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疫情，西方世界也将难逃厄运。卡拉奇，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前往卡拉奇的市民医院得经过一番努力。狭窄的马路上拥挤着轿车、公共汽车、四轮推车、三轮摩托车以及驴子和骆驼拉的平板车。这条旧的邦达路通往海港和医院，沿途是残墙断壁，摇摇欲坠的危房和四溢的脏水。
巴兹米医生（Dr。Bazmi）是阿格汗大学专攻公共卫生的小儿科医生，今年30多岁，身材瘦长，为人热情，办事认真。由于多年与贫困和官僚体系作斗争，面容惟淬，虽然阿格汗大学医学院刨建伊始他就前来工作，他还是将这所市民医院视作生身父母，因为他是在那里完成医生培训的。隔些时候，他就回去看看，现在他开着车，看着窗外糟糕的路况。
“我开车时一向都关上车窗。
窗外迷漫着车流排放的有毒浓烟。巴兹米说，人口爆炸导致污染严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海风吹拂带来新鲜空气，长拉奇仍是世界上空气铅含量最高的城市，原因是汽油含铅量高出任何国家。
市民医院破旧得像一具衣衫槛楼的骷髅，外墙剥落，大厅昏暗，需要重新粉刷。巴兹米说，像巴基坦许多公立医院一样，市民医院这几年快速老比。他认为是医疗体系的毛病。医疗人员的升迁不是凭医术而是靠拉关系。政府没能有效地运作整个医疗体系。医学院不重视预防医学与家庭医学，只偏重培养专科医生，以开诊所为目标。另外，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医疗与教育的预算不足百分之一，而军事预算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另有百分之三十用来偿还外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我们都有，又都解决不好。”巴兹曼说。
市民医院是卡拉奇成上千万贫苦百姓最后的求医之所，就像金沙萨的玛玛那摸医院，弗里敦的康挪特医院，阿比让的特雷奇维尔医院及基奎特的公立医院一样。基奎特是最近一次埃波拉病毒流行的地方。和无数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医院一样，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回荡着小孩惊怕的哭声和伤病者痛苦的呻吟声。一些女人身着艳丽的传统服装，有的则一身黑衣，都蒙着面纱。男人穿着各异，或身著西服，或传统长袍，头戴围巾。不管何种打扮，这些男男女女都因贫困和疾病来到这里求医问药。病人在这里看病虽不收费，但药费及其他费用还得自己承担。
市民医院有1700个床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医院。伤寒与霍乱患者最多，说明清洁的用水与饮食没有保障。医院不提供伙食，只能由患者家属带来。
“这样最好了。”巴米兹干巴巴他说。
由于资金紧张，医疗用品与血浆来源奇缺，因此针头与注射器被反复使用，血浆未经鉴别就用于输血。卡拉奇医学院的学生最近发起了为贫困病人募捐的活动，“我们感觉，我们关注”的标语醒目地挂在血库的墙上。
就像非洲和亚洲的超级大都市一样，卡拉奇也是在瞬间成长起来的。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时，卡拉奇还只是一个人口30万的港口城市。现在人口已接近一千二百万，每年仍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着。自八十年代初，人口普查就不曾进行过。该国的政府职位空缺，预算，议会议席的数量都根据部族人口分配。由于部族及各省之间冲突频起，政府不愿意再普查人口。长久不息的政治与民族紧张造成每晚都发生警民冲突，不是受伤、拘留就是死亡。巴米兹把这些称作“低级内战”。这样的暴力冲突在世界新兴各大都市都有发生。暴力是穷人与被压迫者最后的斗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