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基督教。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为其信仰奋斗牺牲的唯物无神主义者竟能谦卑顺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岁的晚年，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从床上翻滚掉下来，竟然一夜无人发现。
死后两日，旧金山英文报载如下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始12人之最后一人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逝世。”
最后的清醒之中，他可记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骑一匹白色骏马，由十余骑警卫簇拥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立于雨中恭候的情景？
张国焘由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变成了国民党的将军，张学良则由东北军领导人变成了国民党的囚徒。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对远道从美国来看他的王冀教授，谈起他平时最讳言的西安事变：“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这一天是张学良的89岁寿辰。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在夏威夷瓦胡岛一处叫做“庙谷”的青山绿地之间，成为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的合葬之地。简朴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没有任何称谓，只写有：
张学良 1901…2001
赵一荻 1912…2000
连两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简练，仅4个阿拉伯数字：“0”、“1”、“2”、“9”，多一个都毫无所用。
还需要什么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经在诉说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墓园旁边低矮的一段石墙上，录有《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亦必复活。
张学良与张国焘一样，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二人都被认为是本阵营的叛将。二人最终都葬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二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孙中山那句话：“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张国焘逆历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卷走，无声无息。张学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会长久活在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所有华人的记忆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在其中？
在张学良的追思公祭仪式上，宋美龄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这位19世纪末出生、生命横跨三个世纪的蒋介石夫人，得知张学良过世的消息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续数日沉默不语。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像宋美龄这样，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风雨烟云：眼看国民党1949年丢掉了大陆、2000年丢掉了台湾，她丈夫和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飞烟灭。
国民党丢失台湾政权后，她不再让身边任何人提台湾岛内的情况。
定居纽约的宋美龄晚年头脑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闭，变得愈来愈沉默。她很少说话，多数时候静坐在轮椅上沉思、祷告，或一个人静静欣赏自己以前画的国画，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经常独自发问：为什么上帝让我活得这么久？周围无人能够问答。也无人敢于回答。于是她自问自答：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宋美龄临终前嘱咐，死后葬在纽约，不回台湾。
浙江奉化蒋家丰镐房的院落里，有当年宋美龄亲手栽种的金桂银桂各一棵，多年来一直长势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丰镐房内的银桂树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后一人，宋美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在纽约辞世，终年106岁。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
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以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俄国爆发了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
中国爆发了推翻爱新觉罗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日本也爆发了一场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这四股力量在世界东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响，互相矛盾，互相冲撞，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
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先进的日本人、先进的俄国人比中国人更早向西方寻找真理。俄国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日本人则找到了法西斯主义。
那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颠倒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北一辉第一部著作即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孙中山想加入第二国际。蒋介石说：“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唐生智可以1天99次谈阶级革命。大革命时期，连武汉的富商们也在街头高喊：“世界革命万岁！”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常说殊途同归。说说而已。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殊途远去了四伙年轻人。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时，也才23岁。
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今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幼稚的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者，都要直立聆听这位年轻人对中华民族血脉的感受和呼唤。与此同时，不也感受到了这一民族血脉在危机与苦难中迸发出来的辉煌精神？！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
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最需要热血的，就是长征。
最先报道鲍罗廷死讯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到了中国，他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以76岁高龄跋涉一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并于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动。
我们的世纪狂飙突进。
狂飙中充满了英雄。但伽俐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狂飙中遍布着色彩。但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博大苍凉的唱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1910年秋，毛泽东在《盛世危言》的影响下，决定外出求学。临行前抄写了日本“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的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他走向了天安门中央那方坚固雄伟的纪念堂。
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大学后，写过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
“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定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
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批阅是：“选词甚当，唯用笔稍平。”
1976年1月，事无巨细操心之致的周恩来把自己化为粉碎的细末，向祖国的江河和土地飞扬飘落。
彭德怀晚年在囚室中回忆起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时，感慨万千：
“感谢段德昌同志，种给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