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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到海南去工作一两年。”
“到那里去干什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
“革命不分先后嘛。”
“我在说你去干什么？”
“当然是挣钱。”
“你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
“反正得有人去。你想想，这种钱挣起来多容易，鼻涕往嘴里淌的事。”
“什么时候走？”
“下星期。”
“你怎么也不和我先通个气？”
“领导安排。通了气也还是这么回事。”
“不对吧？怕是想重新找点什么乐子吧，——海南那种地方广”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和你一样，一只脚在海里头，一只脚放在了保险箱。“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没走。领导会安排。”
所有的对话就这么多。这个家的私人谈话都像政府的办公会了。
罗绣便不语。拿起画王电视机的遥控器，发扑克牌那样不停地换频道。
罗绣不语丈夫也就不开口。她换到哪儿他看到哪儿。后来她把遥控器丢在沙发上，进卫生间洗澡去了。丈夫点了一支烟，电视机里头著名的韩乔生正在解说一场足球赛。
（）
“巴乔。
“萨维切维奇。”
“德赛利。”
“巴雷西。”
“一个长传。”
“维阿。
“还是巴乔。”
“巴乔带球。他在找人。他还在找人。”
“好球。这一脚远射漂亮。很突然。过一会儿我们看看是谁打了这一脚。对方的守门员出了一身冷汗。他高接低挡，他出了一身冷汗。”
“搏班。各位观众，搏班，是搏班打了刚才那一脚。”
丈夫关掉了电视。
丈夫走得坚决，坚决的具体表现就是过程简单，一如罗绣当初由机关转入允况集团公司，这一来平平静静的～个家其实就散掉了。当然，这里头没有伤痛。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实在是再好不过。
但是罗绣怕周末。到底是女人，一到周末日子突然就“空”了。最初的一些日子总是罗绣飞到丈夫的那边去，再不就是丈夫从那头飞过来，见了面却又没有太多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振奋迹象，无非是把电话里所说的话当了面重复一遍罢了，然后上床，重复过去所有的事。飞了一些日子罗绣与丈夫都不飞了，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守住电视机。可是电视实在是没劲透了，像一个提前进入更年期的男人，懂唆得要命，抒情抒得也不是地方，还特别地爱激动。你说这样的电视又有什么看头。没意思透了。
要是把星期天换成星期七，日子就美满多了。
罗绣在每一个周末的下班之前都要在办公室里头坐一会儿，静一静神，归纳归纳这个星期的工作，然后，决定在哪儿过周末。回家是一种过法，到东郊的别墅又是一种过法。尽管反正是孤身一人，但地点不同，空间不同，产生出来的心情也就大不一样了。玩味玩味自己的心情，是罗绣女士近几年才养出来的毛病。过去没有。过去没这个条件。现在条件大有改进了，这个毛病就得补上。公司的别墅那么多，空也是空着，选中一座住上三月半载，总是能够滋生出别样的感觉来的，就是寂寞也比呆在家里头寂寞得上点档次，自己陷了自己过一天的贵夫人，这样的感觉特别地往心里去，有一点舒坦，还有一点难受，说不上来。
说到底周末应该有不少乐趣的，城市发展起来了，到处都是一派灯红酒绿的样子，走上大街，便打开一扇门，门的后面都是温柔富贵乡。乐趣总是有。但罗绣是女人，在不该露面的地方露面就有些不妥当了。罗绣只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许所有的难点就在这儿。
时间一长人一独处就越发难了。罗绣害怕的或许就是独处，有朋友聊聊天，很放心地说一点私下话，周末的空闲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人活到这个岁数哪里还能有朋友？又处在这个地位，女人到了四十岁真是一道坎，父母老了，你早就是别人的人了，自然不属于他们，儿女大了，他们又不属于你们，婚姻无疑是半死不活的。而人与人的交往除了公务就是生意。你还剩下什么？你只能剩下工作。可星期天偏偏就没有工作。
这么静下来想想其实也蛮难过的。
找个没人的地方放松一下，荒唐一下，或许也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男人行，女人断乎不行。
罗绣越想也就越疲惫了。人疲惫了下去，身体里头却总有一个地方在那儿蠢蠢欲动。到底是哪儿，却又有点说不好。这种蠢蠢欲动与年轻的时候终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些盲目，有本钱，有信心，越是蠢蠢欲动就越是趾高气昂的。到了这个岁数、这个地位就不一样，有些不甘，又扯着一些疼处，越是心高气傲却越是蠢蠢欲动。女人就这个命，拼了命地往上爬，爬到一定的份上连一个说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了。说到底男人的孤寂总是假的，女人要是孤寂了那才真的孤寂。
罗绣实在想找一个说说闲话的人，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吃上一顿安闲的饭。这样的闲情逸致怕是不会有了。推一能和自己面对面地坐下来的，只有家里的那个小保姆了。总不能和自己的小保姆坐下来享受闲适的。那个小蠢货，她知道什么叫生活。
罗绣用一声长叹打发了周末的这个下午。
但今天终究是不一样的。今天至少可以找到一个陪着吃晚饭的人了。耿东亮的电话到底打来了，很准时。罗绣拿起了耳机，“喂”了一声，听了两句，笑着说：“那就陪我吃一顿晚饭吧。”
西餐厅里的空调安闲而又和睦，光线相当柔和。所有的光都照在墙面上，再从墙上反射回来，那些光线就仿佛被墙面过滤过了，少了些激烈、直接，多了份镇定与温馨。也就是说，西餐厅的墙面是富丽堂皇的，但整个餐厅又是昏暗的、神秘的。服务生们显得训练有素，他们像会走路的肉，一点声息都没有，站有站相，走有走相，即使是开口说话也都是那样的细声细气。只要一坐下来整个世界的喧嚣就远去了。耿东亮坐在罗绣的对面，一坐下来他就喜欢上这家西餐厅了。西餐厅实在是周末的好去处。
耿东亮几乎记不清是怎么被罗绪带到这家西餐厅来的了。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罗绣只是漫不经心地和你说着话，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作的一切就全交给她了，就像鸟在空中，鱼在水中，叶子在风中，没有一个急拐弯，没有一处生硬，只要沿着时间往下流淌就可以了。
下了班的罗绣在耿东亮的眼中不再像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她会把自己的威严一点一点地，很有分寸地消解掉。她微笑着，疲惫地，茫然地，更重要的是又有些尊贵和矜持地微笑着，让你可以充分地放松下来，却又不至于太随便，太放肆。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依赖她，在毫无预备的情况下敞开你的心扉。
罗绣点好菜，在等菜的间歇和耿东亮说一些闲话。罗绣说：“很久不像这样静静地吃饭了。”随后罗绣就把话题引到耿东亮的那边去，问他退学后的心情怎么样，家里的人是怎么看的，都是耿东亮的伤心处。耿东亮不想在罗绣的面前大抒情，话也就说得很克制，有些轻描淡写，但说话的语气透出了诸多的不如意。罗绣正视着耿东亮，一只手托在下巴上，很用心地倾听。这种倾听的姿态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鼓舞。耿东亮不知不觉地话就多了。有些饶舌，有些词不达意。罗绣则点点头，幅度很小，但每一次点头都恰到好处，都点在那种需要理解和难以表达的地方，这一来耿东亮的说话就轻松多了，依仗她的点头而变得适可而止，成为三言两语。耿东亮没用上几个小时就从心眼里喜欢罗绣女上了。她像母亲，又不是母亲，她不是大姐，又是一位好大姐，重要的是，她并不年轻，又不老。这多好。
服务生送上果酒的时候耿东亮才开始出现了窘迫。他没有吃过西餐。他不会吃西餐。耿东亮就有些无从下手了。这是一件很让人丢脸面的事。罗绣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她拿起了刀叉，很不经意地开始用餐了。这是一个示范。这样一来耿东亮就轻松多了，按照她的一招一式去做，总是不会错的。
罗绣“吃”得真漂亮。她的模样称得上是“吃”的典范，优雅、从容、美，透出一股富贵气息。她坐得极安宁，用铝亮的餐刀把牛排切开一小块，然后用程亮的餐叉送到齿边去，她的牙齿细密而又光亮，有一种静穆的干净。罗绣取下餐叉之后总是抿了嘴唇咀嚼的，还抿了嘴无声无息地对了耿东亮微笑。罗绣的做派绝对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带着自己最喜爱的孩子随便出来吃一顿晚饭。她在咀嚼的间隙没有忘记教训耿东亮几句，诸如，吃慢点，诸如，注意你的袖口。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平淡的认真，让人感动，愿意接受。耿东亮一直不习惯女人身上太浓的女性气质，但罗绣是一个例外，她让你感觉到距离。这个距离正是她身上深藏的和内敛的矜持。这一点决定了她不可能像真正的母亲那样事无巨细、无微不至，令人不堪忍受。这一点让耿东亮着迷。
耿东亮在吃西餐的时候一直担心罗绣把话题引到“干妈”、“干儿”那边去。男人好为人师，女人好为人母，这都是天性，躲不过去的。好在罗绣没有。她一直在很疲惫地咀嚼，她的疲惫使她的咀嚼更加高贵了，就好像吃饭不是“吃”，而是一种优雅的娱乐，一种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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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罗绣便把话题转到公司里去了，问耿东亮“习惯不习惯”，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耿东亮—一作了答复。耿东亮在答复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提及不愉快的话题，耿东亮说：“挺好。
我只是不习惯他们给我起的艺名，我叫耿东亮都叫了二十年了。“罗绣放下叉子，擦过嘴，说：”给你起了什么艺名？说给我听听。“
“红枣。”耿东亮说。
罗绣把“红枣”这个名字街在嘴上，沉吟了半天，说：“红枣，我看这名字不错，挺招人喜爱的。”
耿东亮便不说话了。
罗绣说，“我看这名字不错。”
耿东亮摇摇头，说，“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罗绣伸出手，捂在了耿东亮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闭上眼，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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