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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铭听她答应了，连忙匆匆地出了家门。好在相离不远，便一直寻到国安家里。恰巧国安回家不多时，听说金树铭来寻他，并且有要事非面谈不可，只得捏着头皮出来会客。树铭一见他面，便沉下脸来说道：“司长，你的大太太今天来寻你，你就应当套马车，自己到车站去接才是道理。你就是不去接，也不应当打发她到我家撒疯。如今把我一屋子的家具全摔碎了。最可惜是我一对乾隆五彩的瓷瓶，当初是三千五百两银子买的，还认便宜，现在五千两也怕买不出来。没旁的说，司长就是照样赔我吧。除去这一对瓶之外，旁的我自认晦气。唯有这瓶，是不能白砸的。”树铭这一个雷头风，直把国安拍得手足无措。他确乎不在这一对瓷瓶上，三五千两银子，在他看着，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只有他这位太太，出其不意，如飞将军自天而下，他听了实在有些震惧失常。忙赔着笑脸说道：“老寅兄千万不要着急，摔了你的宝瓶，当初多少钱买的，我赔你多少钱，决不叫你受着一点损失。只有内人现在哪里，他是否知道我现在的住址，还请老寅兄明白指示。”树铭听他允许赔偿，便不似方才那样急迫，笑着说道：“司长要打听这个，请先给晚生签三千五百两支票，晚生必有满意的答复。”国安毫不游移，从怀中掏出支据来，立刻签好了数目，盖上图章交给树铭。树铭接过来看，是正金银行的支票，立时笑逐颜开，藏在怀里，拱手致谢道：“到底司长慷慨大义，晚生感激极了！”国安道：“到底内人在哪里，请你快告诉我吧。”树铭随将怎样稳在家里，怎样自己说谎，到部里寻访司长，怎样对他说司长住在杭州会馆，全对国安说了。国安深深给树铭请了一个大安，说多谢老寅兄随机应变，实在是成全小弟了。树铭在旁边又替他出主意，说：“司长快把门外的牌子摘进来，这是最要紧的一着。要不是因为牌子，何至闹得这样阴错阳差呢。”国安连声喊大马：“快把门外的牌子摘进来！”树铭又催他快收拾一点行李，到会馆去暂住一间房子，然后由我用马车把太太送至会馆。只说司长在会馆卧病，不能亲自迎接。这一场天大的是非，可就完全消灭下去了。国安连连点头，说：“老寅兄的主意果然高明，我就这样办理。只求你晚一刻回家，好容我安顿好了。”树铭道：“这是自然。我不但晚回家，还可帮着司长安置一切。”两人匆匆地收拾了两件行李，大马套好了车在门外等着，一同上车，来到杭州会馆，草草收拾了两间房子，将行李略为布置好了。树铭又匆匆折回家中。洪氏已经盼得眼穿，见他回来，忙问见着国安没有。树铭故做出皱眉叹气的样子来，说：“这道儿太跑得多了。晚生先到外务部，说司长已经三天没来了。我又跑到杭州会馆，这才见着。原来司长因为感冒风寒，病了三四天了。他听说太太来到，便强挣扎起来，要亲自到舍下迎接。是晚生拦住他，说外感的病，就怕见风，等我亲自送太太到会馆来。如今车已驾好了，请太太同这位姑娘，同到会馆去吧。晚生在家也没事，专诚送太太前往。”洪氏又问道：“会馆中是他一个人住着还是有家眷呢？”树铭连忙摇头道：“并没有家眷。”洪氏听见没有家眷四个字，心中的醋火立刻减去了十分之九。却不知这一幕戏法，完全是树铭一个人变的。算是她丈夫花了三千五百两银子，只买得这一场戏法，变得干干净净，并不曾露一点马脚。洪氏反倒千恩万谢，连连向桂红万福说：“改天必要过来请安赔礼。”桂红此时，已知道她丈夫得了便宜，便也另换一个态度，太太长太太短，口头上极力恭维。并亲自送洪氏出了大门，眼看着她上了车。树铭跨在车沿上，一直将她主仆送至杭州会馆，亲自陪进门来，见了国安，方才告辞而去。洪氏见国安躺在床上哼哼，便认定他是有病，反倒不好意思发作。只将大马臭骂了一顿，问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写这坏信。可怜大马挨这一场空心骂，还摸不着头脑，反倒向太太请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太太只得将接到信的话，略略说了几句。大马急得指天画日，说小人如果写过一个字的信，叫我手上长碗大的疔疮。国安也帮着他分辩，说：“大马并不认识字，他怎能写信呢？这一定是同乡造的谣。因为他们时常向我借贷，偶然借贷不周，便胡造妖魔，你怎么单听这一套呢？”太太已然见着了老爷，便安心在北京住着。又因为会馆不方便，在东城单牌楼一带租了一所房子，从此国安又成了两分家。
他起服之后，果然补了外务部郎中。及至宣统三年，由郎中又升了本部参议。项子城到北京来，他也曾谒见过一两次。恰赶上同南军议和，项子城碰了陈学潜的钉子，心中很为懊恼，便想起金国安来，马上用电话招呼到宅中。一见面，项子城便对他说：“南北和议已经派了唐绍怡作代表，尚缺少八个随员，我想你可以充一个。你再保荐一两个在旗的人员。外务部中各司里，旗员很不少，只是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你可开出几个人名来，并附注简明履历，我好酌量派一两个。最好是要守旧派的，倒不用什么新人物。”金国安诺诺连声，立刻告辞下去。在秘书办公室中，开了两个人名：一个是张恩厚，字子重，汉军镶白旗人，是外务部条约司的主事；一个是志兴，满洲正黄旗人，是外务部堂主事，兼司务厅司务。张恩厚乃是一位旗秀才，并在日本东京留过学，是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生。这位先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