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 第24节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妈妈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①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时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2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20米长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电子书下载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