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我要你们提供一些情报。你们忘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吗？”
像这样的争执总是会让阿弗纳更加固执。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才使他不顾身边纷纷倒下去的年轻力壮的战友，背着五十磅的装备横跨整个以色列。“我们没有忘记，”他说。“也许你忘记了，刚才那番关于压力的话，以及别人有别人的想法的话。难道你们那些人无事可干吗？需要把这项工作拆开来做？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的情报，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干？”
“听着，也许这件事让你们厌烦了，”伊弗里姆故作轻松地说。“也许你们需要休息。为什么你们不能干这个活？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决定的。你想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的决定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告诉我们合理不合理吗？”他继续说。“这情报是怎么回事？你们以为这些线人爱上你们了？你们之所以有这些情报，是因为你们有很多钱。也许你们要我告诉你们这些钱是谁的？”
伊弗里姆是有目的的。但这仍然是正面攻击。像这样的攻击只会使阿弗纳更加坚持己见。
“请原谅，我忘了。”他说。“是你的钱。银行里还有很多。你为什么不去拿走？看看你能买到多少情报。”
这时卡尔插话了。很显然阿弗纳和伊弗里姆都希望他这时插话。“喂，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生意当中很多东西都是依赖个人关系。”
“我们的线人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也许他们不想知道——部分是因为钱，部分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他们没问。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你现在去给‘穆萨德’干活，到黎巴嫩跟伞兵联合起来，他们很可能不会干。多少钱都不会。”
“而且，”阿弗纳补充道。“他们也许会再三考虑，还不一定同意。我不想碰这个运气。”
他还想说：“也许我要建议他们不要跟你们合作，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你们。”但他一转念，没有说出口。
伊弗里姆无语。过了片刻，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罗讷河对岸昏暗的楼房。良久，他才坐回到扶手椅里。“你们就待在日内瓦，”他说。“我过一两天跟你们联系，我们还要谈一谈。”
卡尔和阿弗纳没有待在日内瓦等伊弗里姆回来。他们坐飞机去了巴黎，罗伯特、汉斯和斯蒂夫在为监视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作准备。在贝鲁特这个问题上，他们五个人很快达成了一致。不管伊弗里姆带来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不会把“集团”交给“穆萨德”。后来阿弗纳自己也承认，做出这样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幼稚。没意思。因为被排斥在外，所以生气了。但主要还是因为安全，他们自己的安全以及路易斯在贝鲁特的安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不能保证不会说漏嘴，不能保证没有别人渗透进来，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亲自参与的活动中没有双重间谍。这个危险实在是太大了。
3月23日伊弗里姆回到日内瓦。他妥协了。突击队可以进入贝鲁特利用他们自己的联系人和应对策略，做好突袭的准备工作。他们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的指导和监督。待一切准备就绪时，特别突击队将接过去实施暗杀行动。“穆萨德”和以色列军队联合行动。其活动范围将大大超过杀死三个恐怖组织头子。
伊弗里姆在简要介绍这个方案的细节时，就连阿弗纳和卡尔都不得不承认，仅靠他们五个人和法国私掠船船长的支援人员是不行的。这是一次大行动。
它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
伊弗里姆会尽快告诉他们突袭的日期。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敢死队的头头们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里要待多久。行动很可能在4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展开，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许在时间上，它与在巴黎袭击阿尔一库拜斯的计划相冲突。
阿弗纳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一知道突袭的日期，”他说。“卡尔和斯蒂夫就去贝鲁特，罗伯特、汉斯和我在巴黎对付库拜斯。我们一完事，就来贝鲁特。所以，4月份有一两个星期我们会很忙。”
到底有多忙，阿弗纳不清楚。
4月1日，伊弗里姆捎来了消息。贝鲁特的突袭日期是4月9日。卡尔和斯蒂夫立即准备在黎巴嫩首都和“集团”的几个成员见面。
同一天，路易斯给阿弗纳带来了一些新的情报。“黑色九月”中顶替已故的阿尔一契尔、继续跟克格勃联系的那个人，很可能在4月11日左右来雅典开会。这位继任者是巴勒斯坦人，名叫扎伊德·穆扎斯，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扎伊德”。突击队除了知道他是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直到最近才来利比亚工作之外，其他情况了解很少。卡尔认为“阿布·扎伊德”可能在1972年10月的黎波里信件炸弹事件中受过伤。如果这个穆扎斯跟他是同一个人，很显然他已经康复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穆扎斯是敢死队与俄方之间新的联系人。前段时间，“集团”通过监视以前与阿尔—契尔联系的那个克格勃，结果发现了他。
当然，穆扎斯不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
在卡尔看来，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他不在名单上，我们就不去碰他。”他说。“谈论他是谁，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实际意义。除了库拜斯和贝鲁特，别的你还想干什么？难道我们还不够忙吗？”
而阿弗纳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不在名单上，没错。”他对卡尔说。“相信我，即使我们无事可做，我也是最不愿意去惹他的，很愚蠢。”
“而且也是错误的。”汉斯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阿弗纳说。“但是想一想：为什么阿尔—契尔在名单上？难道是因为伊弗里姆不喜欢他眼睛的颜色？
他之所以在名单上，是因为一点。只有这一点。他是俄方中间集结待运区域的联系人，即塞浦路斯的联系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新的联系人是穆扎斯。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如果阿尔—契尔组织了一次对海法的大规模袭击活动，我们就阻止他，但如果穆扎斯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不理不睬？阿尔—契尔不能干，难道就欢迎穆扎斯于？
“名单只不过是一张纸。那些名字之所以在上面是有理由的。我们是跟着纸走还是跟着自己的判断走呢？好好想想吧。”
阿弗纳的观点不是抽象的，而是以色列的传统。无论在哪里——在集体农场和部队也好，在“穆萨德”也好——强调的都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循规蹈矩，要发挥创新精神，要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置上级的命令于不顾，或者把规定骂得一钱不值。而是说：规定不是一切。注意规定后面的理由，如果文字与一项规定的精神相抵触——如果你确信有抵触的话——那就跟着精神走。你是人，不是机器。
但在操作中，没有这么简单。
“在作出决定之前，”卡尔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干掉了，行，你是个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还是个英雄；如果你动了他，又没有干掉他，你就是笨蛋一个。”
“那就是二比一的几率。”汉斯补充道。“什么也不干，还是英雄。”
这番话足以把斯蒂夫也煽动起来站到阿弗纳的一边。“你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对汉斯和卡尔说。“让我非常恶心。你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给自己遮羞。”
卡尔和汉斯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被说服。但卡尔还是建议先跟伊弗里姆核实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毕竟这已超出名单的范围，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很显然没时间这样做了。要去日内瓦的保险箱两趟，中间还要等五六天。
“我们这样，”阿弗纳作出了决定。“卡尔和斯蒂夫明天出发前往贝鲁特。汉斯、罗伯特和我确保六号之前干掉库拜斯。然后我立即和卡尔、斯蒂夫会合，罗伯特和汉斯去雅典为突袭穆扎斯做准备。这件事不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行了，然后来贝鲁特跟我们会合。
“贝鲁特结束时是9号，然后我们去雅典，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后来，阿弗纳回忆1973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时，承认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同时在几个城市推动三次大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内瓦对突击队此前所做事情的反应让他非常担心。虽然伊弗里姆没有说：你们怎么搞了这么久？虽然他没有说：你们以为自己在豪华旅游呢？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没有给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热情也不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主管领导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地对待阿弗纳和卡尔——以色列人不会希望仅仅因为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受到英雄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态度那么模糊，那么低调，阿弗纳担心这是特拉维夫即将改变这次任务的信号。在家里的那些官僚机构中，在“穆萨德”，在内阁中，谁知道在哪里，有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五个人满世界地跑了六个月，花去几百万？难道就为了除掉三个恐怖分子？愚蠢之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弗纳就永远不能变成那个荷兰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远会和一项被取消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愚蠢的。“噢，”人们也许会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白费了半天劲的人吗？我们让他半途而废的那个家伙吗？别的突击队员在贝鲁特比他们干得更好，只花了五个小时，开销只有他们的一半，而且也没有那么小题大做！”
也许伊弗里姆在日内瓦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赶快，干得更漂亮一点。如果你们不能干得更漂亮一些，我们也许就只好忘记这件事了。
卡尔一定猜到阿弗纳的想法了。因为决定三次行动同时进行以后，他私下里对他说：“喂，你是对的，也许应该干，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如果你闯了祸，他们绝不会承认给你施加了压力。他们会说：‘什么，我们？我们从来没跟他说一个字。”’
路易斯指定的监视阿尔一库拜斯的支援队的协调人是一个年轻女人，年纪跟阿弗纳差不多。这是阿弗纳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做监视员，不做家庭主妇，不做诱骗者，而干比这些更重要的协调人这个活。他当然知道，在每个收集情报的指挥层都有许多女人参与。而恐怖分子有时候也把女人当作卒子来使用。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或者特瑞斯·哈尔希这些人，都成了恶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凑巧，阿弗纳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个职位较高的女人合作过。
凯瑟对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条，黑眼睛，黑短发。如果凯瑟不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邋遢的话，她实际上是很漂亮的。很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法语和英语说得跟本国人无异——阿弗纳觉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对于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魁北克人来说，会说法语和英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跟许多法裔加拿大学生一样，凯瑟很可能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魁解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刚开始也许仅仅是个同情者。她从那里一毕业，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