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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是张应龙和文之炳不明就里，还想着在逮人之前多向人家勒索些银两，不然就威胁说“周某人要是在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你们也别来问我”，又说“这是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胆敢从中阻挠！”放声大呼“囚犯在哪里”，故作威风地把刑具镣铐扔在地上，发出阵阵锒铛声响。
其实不提东厂倒还罢了，一听他们说出东厂两个字来，民众更是愤恨难当，都说“我们还以为是天子的意思，原来是东厂想要诬陷好人”，平日最看不惯就是你们这些东厂走狗，今天还想捉我们的周吏部，大家忍无可忍，索性和你们拼了吧！
于是到了正式宣读逮捕令那天，民众群聚在巡抚衙门之外，“执香者烟涨蔽天，哭号声闻数十里”，就连城门内外都站满了人，上下遥相呼应，“声震天”。周顺昌怕连累乡亲，再三拜谢他们的一番深情厚谊，众人仍然不肯各自散去。碰巧又赶上毛一鹭和徐吉跑来与锦衣卫会合，下令开启大门，民众便趁势一拥而入，“势如山崩”地朝向锦衣卫打了过去。
当时情形，众人折断了衙门里的围栅木栏，“纵横殴击”，照着锦衣卫劈头就打。可怜是缇骑老爷们威风得惯了，莫说是魏忠贤当朝，就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以来，走到哪儿不是被人尊礼相待，哪里想到会惹出这种乱子来？当下措手不及，虽有武艺在身，却真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根本抵挡不住，唯有抱头鼠窜而已。有躲在房梁上的，有躲进厕所里的，还有避无可避，找些枯枝烂叶把自己盖起来溜进墙角里的——有个叫李国柱的锦衣卫官最倒霉，被人用木屐当头踹了一脚，屐齿陷入颅骨，当即倒地而亡。
既是乱拳，难免也会错打好人。有位叫作殷献臣的，为周家编写《周氏年谱》的作者，在场目睹了这番情形，担心会加重周顺昌的罪名，便对众人婉言相劝，“痛陈不可”，反倒也被当作“阉党”，“被悍民以香刺面，几饱以老拳”，白白讨来一顿痛打——民怨激愤无复以加，故此可见。
那么，苏州“民变”，究竟打死了多少锦衣缇骑呢？历家说法不一。《明史·周顺昌列传》说仅打死一人，而许多野史笔记则有二人、三人及“数人”之谓。毛一鹭和徐吉束手无策，最后请出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这两位“素得民心”的父母官百般劝说，民众这才意忿难平地逐渐散去。
至于那些幸得不死的缇骑，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多好，简直被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躲进屋里不敢出门不说，只要听见谁说话声音大了些，就立马条件反射似地跪地求饶——毛一鹭只好聊尽“地主之谊”，派出专人在左右守护，至于什么宣旨逮人，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可是忠臣之于奸佞，君子之于小人，两者最大的区别，便在事到临头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周顺昌虽然得到父老乡亲如此爱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网”，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还会牵扯到更多无辜的性命。他于是“自诣吏”，又过了三天，便随着缇骑一块去了北京。当然了，因为死里逃生，心有余悸，锦衣缇骑们一路上对他极好，不曾有过任何不恭的举动。
消息传回北京，魏忠贤大惊失色——其实事情哪里有那些人所说，什么“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般严重——差点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谋划策的官员问罪，直到毛一鹭向他汇报，带头闹事的五个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地。
这五位也是好汉，一力承担了围殴缇骑的罪责，并说“都是我们干的，与他人无关，要杀就杀我们五个就好了”，自己拿来刑具给自己戴上。从此“五人之名震天下”，临刑时监斩官亦不免为之落泪，死后家乡人又为他们收敛尸骨，于虎丘合葬，号称“五人之墓”。
至于周顺昌，入狱后慷慨如故，每当行刑，必然大骂魏忠贤。许显纯——这人实可谓天启锦衣卫的当红一线主角儿——把他的牙齿全都敲掉了，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还能骂魏上公吗？”周顺昌一口污血吐在他的脸上，“骂益厉”，终于在当夜被许显纯于狱中惨杀。
经此一役——这里稍作提及，在“周顺昌事件”同时，跑去苏州捉拿另一位大臣黄尊素的缇骑，在城外也同样陷入了民众围攻，连捉人用的“驾贴”都给打掉了。而更早之前，在杨涟和左光斗等人被逮的时候，也曾有过“壮士剑客”数千人准备抢夺囚车，士绅子弟张榜号召“痛打缇骑”的情形，只不过因为当事人发现的早，予以了及时的制止——魏忠贤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在宫里，在京里，固然可以一手遮天，然而天下之大，一旦激起“祸端”，那局面也不是自己可以收拾得了的。于是从此以后，“缇骑不出国门矣”，再也不敢跑去京城以外胡乱捉人了。
而“九千岁”的威势，似乎也正因为遭受了江南士民此番拳脚相加的影响，元气折损，隐约显露出些许根基动摇的倾向。尤其到了次年八月，“天才木匠”朱由校以23岁的年纪在宫中急逝，魏忠贤顷刻失去了倚凭的靠山，人事更迭之际，在如何应付接替哥哥执掌大明江山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的问题上，身处风口浪尖的魏忠贤自然犯起了嘀咕，开始有些狐疑不定起来。
因为信王很不喜欢他——普天下当然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他魏公公——他又确有谋朝篡位，或违背大行皇帝遗诏，改立他人的念头——朱由校驾崩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信王入宫之日为丙辰，且是下午。这中间，有好几个时辰，大明朝处于“无主”的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既然定下来了，那么先帝一死，首要任务就是迎立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他魏忠贤有上述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实在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
只是大明皇权根深蒂固，尤其最为致命的一点，没了皇帝的太监什么也不是，失宠失势就是死路一条——何况兵权又不在自己手中。如此这般，思前想后，还是先把信王迎进宫里再说，表现得积极些，在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绝不能给别人逮着了话柄。
这就是魏忠贤自取其祸了。信王朱由检是个极为谨慎且多疑的人，进得宫来，只吃自己衣袖里藏着的食物，而绝不肯碰太监们奉上的御膳——他怕有毒——长夜枯坐，紧张得不敢合眼，遇见有太监拿着剑在殿外走动，便取过剑来放在自己案头，又让光禄寺取饮食奖赏这位“勤勉”的内臣。于是“欢声如雷”，都说新皇仁德。这样好不容易挺到第二天，接受百官朝拜已毕，这才总算坐定了皇位。
于是为大行皇帝上尊谥为哲皇帝，庙号熹宗，以次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接下来，便轮到收拾“万恶之源”的魏忠贤了。
在收拾魏忠贤的整个过程中，朱由检表现得都极为沉着。因为感觉到了点儿大厦将倾的意味，上至魏忠贤，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党众人这时候都在琢磨着如何自保，见不得光的主意当然没有少去琢磨。为了稳定朝局，朱由检先是对魏忠贤百般安抚，对其族党褒奖有加，接着却又应允了他自愿辞去东厂提督的奏请——魏忠贤是想以退为进，但这一退，便再也进不上去了——并令客氏搬出宫城居住。到了天启七年十月间，嘉兴有个贡生钱嘉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朱由检让别的太监拿去念给当事人听，弄得魏忠贤“大惧”，唯有叩头请罪而已。朱由检一看试探初见成效，并未激起阉党多么强烈的反应，便于十一月将魏忠贤解职发往凤阳闲住，旋即差遣锦衣缇骑尽出，拿着驾贴去捉拿他们这位曾经的主子。
魏忠贤在路上听闻新皇已经对自己下手，就在阜城这个地方自尽而死。朱由检闻讯深以为憾，下令碎尸，把他的脑袋悬在河间示众，族人尽皆处斩，就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得宽恕。又将客氏逮至后宫浣衣局活活打死，及至“焚尸扬灰”——抄没客氏家财的时候，在她家里发现了宫女八人，都怀有身孕，据闻是客氏想效仿先秦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伎俩，以这些宫女进献皇帝，生下来的自然不是什么朱家后代，以此来实现她“李代桃僵”的计策。其用心之险恶，倘若事成，后果委实不堪设想。
至此，首恶即除，下面那些大小走狗当然也难得逍遥法外。崇祯二年敲定“魏忠贤逆案”，涉案人员张榜明示天下，多达二百八十九人，同样也是上至大学士，下至郡县官吏乃至于读书人，倒也和当初那份《东林党人榜》一样，真是“前后辉映”。阉党主要骨干非死即流，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这里单说许显纯。需要补充交代几句的是，其实这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自己又是武进士出身，“略通文墨”，在锦衣卫里来说也可算得一个人才。只是这点儿“才”全被他用去为虎作伥，凡事对魏忠贤唯唯诺诺，虽然主持诏狱，未得来人吩咐，就连自己动手拷问犯人的胆量都没有，怕擅作主张得罪了“九千岁”。为恶如此，他自然连“逆案榜”都没能等到，崇祯元年六月，即和田尔耕一同被判处斩，人人莫不拍手称快。
而这时候，一干在天启年间大狱中被害诸家的子弟，纷纷群聚到镇抚司诏狱外为先人设祭，哭声竟直达深宫禁苑，惹得朱由检忍不住发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的一声长叹。这些人就是有名的“东林孤儿”，他们并未听从先祖“不要再读书”的训诫，反而专心学问功名，后来多有显著，大抵可视作是上苍垂怜的缘故吧！
民间又有戏班，专门编排了一出《冰山记》，描写魏忠贤倒台经过。据说只要扮演杨涟的伶人登场，观众莫不为之动容，齐声高呼“杨涟、杨涟”，仿佛真如杨涟本人重现一般。
公道自在人心，是此谓也。
结局：皇帝、太监和锦衣卫们
魏忠贤是死了，许显纯之流也杀得尽绝了，然而大明朝也跟着快要完蛋了。
其实说起来，朱由检何尝不想振作，延续自己手中二百余年的大明基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直就像是在补世宗、神宗和熹宗拖欠的债务一样，天天临朝议政，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疏，凡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下令内廷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又下令“廷臣不得结交内臣”，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起用早前辽东战事中屡建奇勋，却为魏忠贤等人排挤而去职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抵御满清，凡此种种，无不是在为着挽狂澜于既倒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他手里的摊子实在太烂了。
不仅是烂，简直就是烂成了一堆渣。关外，满清战马嘶鸣，持刀相向；关内，四下流寇蜂起，饥民遍野。最为命的是，历经过万历、天启的党争风暴，再加上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大砍大伐，国家人才凋零，几至无人可用，留在他身边的即使不是小人，也不过仅是一帮庸人而已，以至于在崇祯元年想要找出一个新的内阁首辅协理朝政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借助抓阄这种可笑的方式。
而朱由检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