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追求。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西方*制度不是一代人建设完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成熟的。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演变的纵向*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
引言
在中国当今的纵向*体系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30年前，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必须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但是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致的森林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重新造林，看看哪些树木能够存活，哪些不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让森林里的树木自由生长。
想把寒带针叶林改造为热带雨林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西方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的。它们也想改造中国这片森林。
“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从来就没有倾向过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瑞士比较法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for parative Law）的中国法专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在《战略》（Supraplaning）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21世纪的政治体系仍然在遵循传统的金字塔模式。
*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是要三天两头把森林中的树木连根拔起，或者改变森林的生长地。他也没有想要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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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舒适性
历史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现在仍然适用。在一定规则内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但是，一个纵向*体制的规则是不同的，它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而且要努力维持它们之间的均势。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开始体验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责任。规划森林，使人们可以栽种新树苗、进行新试验，固然很重要，与此同时，*坚持了大的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在这一大的政治框架内制定新的经济框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有些矛盾，但是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来看这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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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中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在20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政府并没有就具体步骤给出详细说明。越来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使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受益，而且使人们保持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动力与热情。
*重申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大巨变，毕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可能还回响在许多人的耳边。
197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管理。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只是国家这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互相之间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公社，人们都习惯于执行命令。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人们学会独立思考之后才会有个人目标，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个人目标都必须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穷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设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改革的最重要关注点就是发展经济。
这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雄心从经济扩展到文化、农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领域。他没有通过设立适当框架引导人民，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听取自下而上的建议，因此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改革的看法就务实多了。他是循序渐进、依靠集体力量来实现的。在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共同建设现代化。摒弃盲目的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局面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是森林还是树木的状况都不怎么好：营养不良、士气低下，解放思想的号召给了人们“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活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工作效率非常低。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集体农业的状况尤为糟糕，国企濒临破产，私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科学技术也落后世界好几十年。难怪在1978年3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大声疾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所提出的新框架以及他对教育和商业的态度，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就是融入工人阶级。
*提倡市场经济的想法并非不受质疑。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他为“走资派。”但是，资本主义并非中国从西方借鉴的第一项事物，*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也许*对于西方的包容心态与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主义的。但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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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新的政治纲领的这个主要矛盾在*执政初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它平衡了社会主义原则与现代化的物质需求。*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放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还有随之而来的放权。中央政府放松了控制，人人都可以得利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矛盾是对于当前现实中急需关注问题的客观描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贫穷与落后的目标写入了1978年宪法。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大体分“三步走”：
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200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横向*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关于2020年或者2050年的环保目标承诺尤其如此。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在兑现承诺方面，中国做得很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中国的GDP从1980年的251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956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23718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80年的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 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仍将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标。
胡主席曾多次说过：“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样看来，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心人民生活正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如果一位CEO拥有一支高效管理团队，而且业绩突出，那么人们是不会把他赶下台的。想要使管理层与员工共同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就必须把责任分解给各个层次。*主席在十七大上就强调了以下几点：
l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l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l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l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2002年和2007年的党章都提到，“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宣布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最好能够明白中国人对它的感受，而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猜测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总体目标从未改变，但是在这一大框架下中国发生了巨变。
改革一开始，*就凝聚了自己的天才思维、政治直觉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的伟大精神。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可以看到八大支柱如何浮出水面，当然中国人对它们的命名未必与我们一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支柱之二都尤为重要：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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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在西方的横向*体制中，每次竞选的时候政治家们都会竞相抛出最诱人的施政目标，美国如此，欧盟也是如此。2000年，欧盟就曾宣誓要使自己“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
比较一下这一从未实现的宣言与自从*1979年宣布中国要在2000年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吧。*知道经济发展是解决贫穷落后的唯一途径。与之对比，欧盟不仅没有倾听人民的心声，也没有为企业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政治家提出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在中国的纵向*体系中，提出的目标并非竞选承诺，而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中国的纵向*体系中，目标是由上层领导制订的，但是源于基层的心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过试点之后再实施的。中国的目标都是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如何适应外界影响？中国如何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而且正因为这一大前提，人们不会感觉受到了限制，而是得到了引导。
在这些总体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保持群体一致性”的同时设立、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