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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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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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决定放弃集体耕种,把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业新制度。他们的故事详见本书第二章。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农民自下而上的成功试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1982年,中国修正了宪法,把这一重大农业政策改革写了进去。农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果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动力与竞争是最大推动力。
  

改革的再深入
尽管在改革初期农业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有些停滞。在与农民、基层官员交谈后我们发现,制约农业加快发展和提高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有限,而且不能随意合并。2008年秋天,农业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出租权。在此之前,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新的政策,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出租或者交换。
  其实,土地转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了,这也是政府采纳自下而上经验的又一例子。这一新框架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有创意。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来自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次大决战。它从多方面刻画了中国人的战略与精妙的战术,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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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
南方的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在赤壁与长江对岸的曹操决一死战。借助大雾的掩护,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艘装满稻草人的小船驶向对岸。以为受到攻击的曹军朝着这些小船一阵乱射。然后,满载10余万枝箭的小船回到了孙刘大营。诸葛亮用这一妙计从敌人手里获取了大量兵器,这个成语也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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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西方之箭”
充分的自由是设立目标的前提,“借箭”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巧妙开始。早在1978年8月,掌管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邀请通用、福特、丰田、尼桑、雷诺、雪铁龙、梅塞德斯…奔驰、大众和其他一些汽车厂家前来中国。这次的新框架就是合资企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共担风险。”
  大众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与中国大陆首次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在*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草船已经就位,箭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慢慢把箭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是一个可以使百花齐放的时代,但事实上只有具有非凡企业家精神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国企的工人,而当时的国企外表看起来就像红杉林一样高大,只不过内里却很虚弱。这些人的心态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
  早期能够进入国企采访的西方记者都发现了那里的问题:硬件落后、管理松散。1979年参观重庆一家钢铁厂时,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一台140年前英国生产的蒸汽压路机。而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完桂林一家国有丝绸厂后报道说:“和中国的大部分工厂一样,桂林丝绸厂的工人工作并不努力。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将会成为这个人口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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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森林施肥
改造一家传统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毛泽东执政期间是不欢迎外资的。*在这一问题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谨慎与智慧。为了避免万一引进外资失败而引起太多的麻烦,他设立了一些试验区来检验它的效果。
  *在中国的南海边指定了4个经济特区,允许它们进口外国产品和技术,也允许从这里出口中国产品。这一新政策为中国所急需的外国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
  1)海外贷款、出口信贷、海外债券的发行。
  2)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
  3)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与装配、海外股票的发行。
  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8827亿美元,其中包括6919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势头仍然强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83亿美元,其中748亿美元为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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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试点成果
从1980年开始,中国首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和海南省。后来,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15个保税区、5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科技园区。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在这些特区、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中享受到了高度的自由与支持。
  开放的沿海城市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在中国的家:天津。它是中国4个直辖市之一,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就设在这里。2006年访问天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烈欢迎。戴市长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在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前去天津任职的。他的目标就是把天津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重要港口。天津还被规划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大经济试点区。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在过去20年中,上海和香港一直独占鳌头,但是现在外资似乎开始向天津和滨海开发区倾斜。胡主席在2007年也曾说过:“天津滨海新区将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戴相龙市长的任命对于吸引外资和天津的金融中心建设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比如说,空客A320的第一家总装工厂就选择在了天津。渤海银行也是10年来获批的第一家国有银行。天津还计划设立中国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而且,活跃的金融领域必将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天津。2006年,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还参观了滨海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坚定我们在天津落户的信心。而且,戴市长、崔副市长以及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创办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们莫大支持。陈宗胜博士是学者从政的杰出代表。从政之前,陈博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出版过20多本经济学着作,还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模式。早在2000年,陈博士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65%,这一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想要迎接新挑战、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且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
  崔副市长还和企业家王巍以及亚洲商学院(Asian Business School)一起参照纽约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了中国金融博物馆。该博物馆展示了货币从贝壳到金币再到早期纸币的演变,介绍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20个重大事件,还建立了名人堂来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20位功臣。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区一家雄伟的新建大厦中,于2009年夏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北京和上海也将建立分馆。该项目的主办方称:“有必要更新人们的金融知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金融创新、支持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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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与新颜
我们经常与朋友张海花谈论天津的变化,她本身就是天津人。当我们问在她小时候天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说当时的天津只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在50公里以外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在毛泽东时期,张海花的父亲是红星国有收音机厂的领导。在*开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任命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我还记得母亲在开发区动工之前带我去参观时的景象。那里除了荒地什么都没有,”张海花回忆说,“但是母亲转身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标之一。’”
  张海花母亲的预言已经实现。天津经济开发区的GDP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津市区。现在耗资数十亿的填海工程仍在进行中。
  25年前,*就是站在这块盐碱地上宣布,“开发区蕴藏着无限希望。”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崛起与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城市都不同,它在发展的初期就强调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天津这个北方大港严重缺水而且水质发咸,这对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发展是个严重威胁。而现在,3个污水处理厂每年可提供1亿2000多万吨的净水。
  天津还正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建造海水淡化设施。完工之后,它每天将提供10万吨的淡水,其中的80%可以供周围居民使用。天津经济开发区还有一套关于可持续能源的完整“生态工业”计划。在生产的每个环节,从原材料到工业成品,都控制了排放,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这也是3R运动的一部分:Reduce(减少)、Reuse(重复使用)与Recycle(再循环)。
  过去20年中,天津经济开发区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日本的丰田汽车和韩国的三星电子。
  新的“金饭碗“所提供的薪水不菲,天津也给人“守着金矿”的感觉,这与天津曾经非常纯粹的无产阶级氛围已经大相径庭。但所有这些在海花的母亲看来还远远不够。“你下海了吗?”人们经常这样问自己的熟人。张海花的母亲下海了,而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是,尽管在这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发生了这一切,尽管政府鼓励人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人们骨子里仍然残留着过去的意识形态。
  张海花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母亲坚持开车送她进校园,当时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的。她的母亲似乎也对赚钱有种负疚感,为此她甚至为司机们购买公寓、提供额外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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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太紧的困局
“大树不应参天,”当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太多钱的时候奥地利人总会这样说。在中国,大树所触碰的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的意识形态天空。*曾宣布新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体系都适用的优化产品分配、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这一手段违反了*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办?在改革初期,一个叫做“傻子”的人就制造了令人头疼的麻烦。吴晓波在《中国巨变》(Emerging China)中讲述了这个“傻子”的故事。
  1979年,“傻子”靠炒瓜子为生。他的瓜子非常美味,“傻子瓜子”的名声也非常响。后来,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他雇了12名员工,这使他一下子从个体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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