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就知道了。赵容的回答很简练。
周恩来对洪扬生说，把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还有顾益群一起带走。注意，别让她们哭闹。
海棠村十一号，这个地方是那么陌生，肯定是新找的。里面到处是灰，很久没人住了。也不知是怎么找着的，难道是周恩来的一个备用基地。也可能是赵容找的，这人很鬼。
在海棠村十一号的洋房里，周恩来对张杏华说，顾顺章快要回来了。
怎么，出来了？张杏华说。
她现在也不知是喜是悲、是福是祸了，判断力下降很多。又是一天过去了，在这么个又脏又旧又有味儿又不透气的房子里呆着，跟蹲监狱也差不多了。可孩子们扒着她的腿，觉得这个迷宫很新鲜，玩得正酣。
周恩来略带调侃地说，不，他会带着国民党特务一起来的。
啊！张杏华张着嘴，门牙一闪。
周恩来没有等来张杏华的话，便说，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已经叛变了。
叛，变？张杏华双手搓在一起，紧紧地挨着大腿。
我们已得到确切情报，就是如此。所以，我希望你们作为他的亲属，能正确对待这件事。目前，要和他断绝一切联系。
那然后呢？
然后分批转移到外地，或者苏区。
张杏华忽然说，这些年我们担惊受怕的。如今我丈夫归顺政府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听他的。张杏华的话铿锵有力，刺痛着周恩来。
周恩来还是用富有磁力的江浙口音道，你们都是为党工作的，目前党面临巨大危险，所以希望你们也能体谅党的难处，暂时不要和顾顺章联系。
我们这一家人为了共产党，也是舍生忘死。你们开会的时候，我们望风。你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外出送情报。你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守。我们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就不能放了我们吗。我们保证什么也不说，为你们保守秘密。
可是，顾顺章不会为我们保密的。叛徒比敌人更危险，也更——。周恩来没往下说。
既然我丈夫已经是叛徒了，那我也只能跟组织告别了。
现在，我向你们宣布党的决定。你们若是不能断绝与顾顺章的联系，不能和他划清界限，那么等待你们的，只能是自绝于党了。
是你们的总书记向忠发决定的吗？那个向忠发，养了个婊子在家里，还工人阶级出身呢。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别说了，你最后考虑一下！
终于，他们下手了……
顾先生，该去授课了，上课了！
顾顺章惊醒，发现是顾建中在一旁躬着身子。便说，学员们都到齐了？
是啊，早早就到了，都在等顾先生别开生面呢。
好，好，我这就——。
顾顺章赶紧收拾好讲义，走向调查科的教室。
这一段很短的路，却让顾顺章的双腿从一个世界走到了另一个世界。开始的沉重，而后的迟滞，最后的轻快，顾顺章完成了修炼。这是对一碟信仰的崩溃，对一盘亲情的回望，对一支政党的反拨，对一碗政府的投靠，对一盆诺言的倾覆。
教室里，面容青涩的小特工们一个个儿的都在眼巴巴盼着心目中特工大王的出现。这些人是从各类无线电训练班、警察集训班抽调来的，自然也有在调查科呆了一阵子的老人儿。
等顾顺章站好，顾建中先说道，学员们，你们好。首先，欢迎顾顺章先生弃暗投明，并来此高级特工培训班主讲特务工作。顾先生曾是*中央总行委主席团成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在所谓的契卡、也就是现在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受过系统训练，还是*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特科的领导人，熟悉*所有特务活动的工作方法，是我们调查科的第一号专家。
特工学员们听罢，也议论纷纷，各个脸上洋溢着窥探秘密时的那股子兴奋和喜悦，觉得这宝贵的演讲会对他们的一生起到向左转、再向右转的巨大作用。
顾顺章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叫《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是根据我个人的阅历和经验写的。伟大的社会是我的学校，也是我的舞台。艰难的环境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资本。各种实际问题是我的书本，也是我的资源。自从我参加特务工作以来，无时无刻不抱着创造和学习的精神，从来没有偷过闲，从来没有自骄或自矜。
顾顺章顿了顿，看了眼顾建中。
顾建中抱以一个轻松友善而又单纯的微笑。
顾顺章手里捏着粉笔，感受着粉笔的白。接着说，无论共产主义，还是三*义，特务工作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说着，他在黑板上写下：特务。
5、潜伏
马斯南路，梧桐叶布满了天空。街道不宽，正好能容对行车辆通过。梧桐叶不时飞落，那是因为鸟儿叫得太欢了。旧天地，新成色。二十几幢花园式洋房摆排在街道两侧，错落有致，任人评说。它们大多属于上海的富商和权贵，因而分外新亮。
也有个别的，像这幢。锈迹斑斑的铁门，窗户又圆又黑，还被茂密的爬山虎遮蔽得紧，各处的阳台挂满长竹竿，竿子上串着衣服，随风飘荡。花草也零散着，不像是着意的点缀，却仿佛自生自灭的天意。攀上它的二楼，再走过一段吱扭作响的走廊，尽头数过来左手第二间，就是我的住所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的最后几天，党中央的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非典型的严重破坏。虽然陈绍禹、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赵容、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等都幸免于难，但该转移的转移，该撤退的撤退，组织体系已支离破碎。经过了一番折腾，我就住到了这里。其实以前我也在这里呆过，但是不经常来。这是我的老同学沈秋雨的房子，他去了南京，也不怎么回来。至于他在南京干什么，我也就不太清楚。而他对我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
我叫夏一钧，当然这是我的化名。我在特科情报科工作，我的科长是陈赓。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在《大公报》上海馆工作。《大公报》的宗旨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我喜欢。组织上叫我在《大公报》潜伏下来，一方面批判国民党的罪恶种种，一方面跟同情共产党的报业同人联络、沟通。本来，在媒体干信息就很灵通，自然也能搜集不少情报。
虽然我在情报科，顾顺章不是我的直接上司，但我俩其实关系挺好。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交友广泛，正好能帮助我采访到很多上海的重要人物，尤其是黑漆漆的青帮。我么，总是报馆里能拿到头条的主，很让同行羡慕，连老板吴鼎昌也夸赞我说，看你像是很有背景的，南京有什么人么，军统的？我心说，呵呵，还中统呢。
顾顺章的叛变让我心痛，原来朋友是这样的不可靠，原来所谓的同志转眼之间就成了敌人。当你与人握手，也许是握到了枪上。当你冲人微笑，或者就是在冲棺材笑。顾顺章，他的一家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我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没有人能笑到最后，哭才是压轴大戏。是的，顾顺章的叛变改变了我很多，或者说，我这颗无冕之王的大脑也戴上了成熟礼帽。
我在屋子里憋得难受，就想起了写稿子，然后投到《大公报》去，或其它什么报，反正我对它们的那些套路都很熟了。于是，我展开稿子，挥动钢笔。墨水快用完了——我明白，这是党在警告我，投稿也会暴露。我停下笔，打着腹稿，这感觉就像我老婆织毛衣。
那天，我夫人正在窗户那儿织打，却听到一阵泉声。她对尿骚最敏感，就探头张望，便发现了一个人在墙根那儿方便。她觉得怪，以为是特务，就叫来我。我一看，果然，但不是国民党的，是我党的，李克农！
李克农方便完，抖了抖裤子，就走了。他的背影很高大，正好把弄堂口能挡住。
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个啥纸条。我就让老婆赶紧去，怕弄堂的风把那纸条给吹到爪洼国去了。
老婆从墙缝里取出纸条，回到家，交给我。
我打开，上写：速劝杨离沪。
杨登瀛，在上海一家日本的洋行当高级职业经理，也用日文撰写一些通讯稿。二四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此跳入大革命的惊涛骇浪。我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他相识的。那时我以仰慕其名、想找他求教日语为名登门造访的。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与我高谈阔论，还谈到了中日局势。我那时已是共产党员，但没跟他明说。组织上派我在上海做法南区委宣传部长，也做些*工作。同时，我还在应聘《大公报》上海馆的记者，也想求杨登瀛帮帮忙。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就让陈立夫组建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杨剑虹任采访股总干事，就推荐杨登瀛为驻上海特派员。而杨登瀛呢，既看不惯国民党的*与*、同情共产党，又不怎么信仰共产主义。他把自己的心事对我和盘托出，我感到机会来了。
杨登瀛跟我说他很不喜欢国民党，觉得国民党腐朽得很快，出乎他的想象。我说专制必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所以，国民党的下场是必然的，那就是*至死。杨登瀛点头称是，马上就联想起共产党。他说起这三个字的时候，眼里都冒着热气儿。我谦虚地说像共产党呆的那个山沟沟，想*都没机会啊。杨登瀛笑称的确的确，地缘政治啊。我马上又严肃地说共产党早晚要夺取天下，因为它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杨登瀛立刻诺然说草根万岁。
当我告诉他我就是共产党时，他并没把杯中的茶洒掉一点，而是用茶杯盖儿捋着水面吹起一阵轻雾。他缓慢地走到我面前，我只好站起来。他忽然伸出手，我毫无准备地和他握了握。他说他很理解，像我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作为不是共产党才怪。我发现他的觉悟相当的高，不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对啥都持一种相对的怀疑。他也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事迹，很是景仰。我给他一个建议，既应承下特派员的差事，又为共产党干些事情，这样脚踩两只船一明一暗可保未来无忧。他很高兴，说自己终于找到出路了。我也赞道，你非常识时务，又很有远见。
我向陈赓汇报了情况后，周恩来就让后者去见杨登瀛。后来，党把连德生派作杨登瀛的保镖。这样，他们就可以单线联系了，我也就不在里面掺和了。但我对杨登瀛后来的成绩，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我和陈赓的上司顾顺章很好。
是我，为党发展了第一位双面间谍。党为了能撑起这位双面间谍的双重面子，不仅给他提供经费（他的经费也是双重的），而且还给他添置了一辆宽大、笨重的奔驰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过街楼上出钱给他租了办公室。党希望他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至少要获得他们的信任。
杨登瀛于是极力逢迎陈立夫和张道藩，每当他们来上海时都招待得无微不至。声色与犬马相闻，觥筹和玉腿交错。当他为张道藩搬掉了后者在中央组织部里的政敌后，二人成为了密友。
作为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还是有任务的。于是连德生就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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