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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李小峰在上海办了一个北新书局，专售鲁迅著作大发其财。胡适要亚东图书馆改招牌，迁移发行所到四马路，不售旧书，专门发行新著作。汪孟周认为经济上不容易办，于是胡适就要亚东结出历年版税和退回壹百两银子的股份。汪孟周再三劝他：“书生不能经商。”后来胡适就同邵洵美等开了一家“新月书店”。
第三件事。汪孟周又告诉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家，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没有人来买了。”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的。
以上所讲的三件事情，虽然是汪孟周酒后的牢骚话，但内中所说的都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在一九二九年一度会到胡适之后，差不多十九年没有见面。在这期间，他当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抗战期间又当过驻美大使，联合国第一次成立大会主席之一，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学术界领袖。
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1）
胡适的声誉，遍及全世界。在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他，说是“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中国人中声望最高的人，所以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因他声誉崇高而特派他为驻美大使，我心想以后再也无缘见到他了。
待到抗战时期，我的医务生活大非昔比，由一个竹布长衫开始的清寒学生，居然也挤入上海时医行列中。在这时，我积蓄了一些钱，在威海卫路二号，造了一座四开间三层高的洋房，正门对着跑马厅的大门。
我的洋房的三楼，因为自己没有用处，战前租给现在香港的一位巨商王宽诚。初时收租金四百元，到抗战末期，币制贬值，拿这个租金，只能买到若干香烟，一到胜利，王君生意发达，他就迁移别处。
我受到货币贬值的教训，就再也不租给人家了，把三楼四间房间，三间改成客房，一间改成客厅，专门用以招待外埠来的亲戚朋友。那时节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卸任之后，改任中央国医馆馆长，我就招待他住在我家客房中很久。
我太太的大姊王丽芬女士，嫁给科学界名流吴有训。吴早年留学美国，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战前发明了弹道力量的计算法，得过奖状。回国之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抗战时期，率领许多学生到昆明开办“联合大学”，他是早期科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钱学森是他的助教，后来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李政道是他亲自授课的弟子，而且好多科学家到美国去深造的手续都是吴有训一手包办的。
我与吴有训谊属襟亲，一九四六年他从重庆飞来，当然住到我家里。吴氏具有科学家的脾气，谈吐爽朗，为人和蔼。他说：“我是公教人员，住不起旅馆，只好来打扰你了。”我说：“不论你住多久，我都极端欢迎。”他住了两间房，另外一间作为他的客厅，一间他用来招待他的朋友。
他的伙食，都由我的太太指挥女佣按时供应，吃的都是上海家常菜。他清苦了多年，饮食向来简单，一到上海，吃了我们家庭菜认为是异常的享受。但是科学家的脾气，从不说一个谢字，我也从不问他招待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很瘦很长的客人，他介绍说是梅先生，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很喜欢饮酒。但吴有训对酒从不沾唇，所以常拉我作陪，因此我也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梅贻琦。
有一天胡适光降，他是赴南京开制宪会议，到了上海专程来拜访吴有训。他一见我，还能说出我的名字。那时他住在国际饭店，离我家近在咫尺，他晚上应酬很忙，中午自己上菜馆太不方便，知道吴有训吃得好，于是到我家来吃中饭。我素来讲究饮馔，所以也特地为他做了几只好菜。这时徽菜中的名肴，早已悉数成为上海菜式，所以他对我家的家庭菜赞不绝口。
胡适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胡适后来差不多天天早晨到我家来吃粥，吃罢之后，就同吴有训出去接洽各种事项，中午又回来进膳。那时节我诊务很忙，除了在进膳时略与周旋之外，其他时间，我只管看病。只有一次，他来参观我的藏书室，见到我所藏的医书有六千种之多，他说：“一个中医，藏有医书如此之多，是我所意料不到的。”我又带他参观我贮藏的许多杂志，如《甲寅》杂志、《新青年杂志》、《国闻周报》、《逸经》、《论语》等数十种，都是由第一期起全部完整而经过特别装订的。只有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实在出版得太早了，大约在光绪二十年出第一期，所以我只搜集到后来的二百多期。他看了之后，对我表示这是很费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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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会面 更加亲切（2）
我另有一间小房，搜集各种医史文物，从刻有病名的殷代甲骨一块，到写有药方的流沙坠简二条，还有道教炼丹的铜炉，各种各式的葫芦药罐，以及许多名医的字画。至于清代医生用的药瓶、药橱、药箱不知其数，他看了连说不容易。
胡适在我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又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在这一个时期，我和胡适常常见面，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他说：“不问业务如何忙，每天的写作不可废！”，我说：“我天天早晨要写一段东西，或是写信，或是写医学文稿。”他说：“那好极了！你要永久地保持着这种习惯。”这句话我至今还记着，现在天天能写些东西，是得力于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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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把晤 朝夕相见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南京举行国民大会，这是各省各县各行业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我们中医界全国有八位代表。我获得的票数最多，是中医界的首席代表。当时到南京的代表，共有两千余人，一时代表云集，高贵旅馆都告客满，幸亏吴有训住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他们夫妇坚决邀我到中央研究院内他们府上居住。中央研究院地方真大，他们住的是一座小洋房，这房子原是为蔡元培特地建造的，蔡氏逝世后，就由吴有训居住。
那时节，各省教育界代表纷纷到了南京，找不到旅馆的，都住在中央研究院，李书华由外国赶来出席，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初到的第一天，吴夫人在院内餐厅间摆了两桌酒，邀请许多远地来的代表，同时为我洗尘，又为我介绍认识许多教育界知名人士。当时胡适是中央研究院的首长，所以这次宴客他也在内。开席之后，胡适和我同席。他说：“现在我们是同事了，希望你常到我书斋来谈谈。”他的书斋就在这院内第二座大厦的二楼，为了要集中大家的意见，因此代表们常常麇集二楼大厅，即在胡适的书斋之外。
国大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秘书处通知各省各业的首席代表，先举行了三次茶话会。胡适见到我也是首席代表，每次都邀我一同去出席，因为车辆缺乏，所以每次都同车前往。
那时节正式大会尚未开幕，就发生了一个大风潮，因为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先时有过一个协议，就是国大代表无论多少人当选，民青两党一定要占代表总数十分之几，要是民青两党落选的话，便由国民党通知当选党员自动让位于民青两党的候补者。
这个办法，国民党初时认为有权力可以做得到，但是实际上经过公开选举，公开发表的国民党党籍当选人，纷纷声明退出党籍，但依然到会，秘书处不发出席证，因而闹到天翻地覆。这班没有出席证的代表，举行“抬棺请愿”，闹到满城风雨，当时胡适是首席代表会议中的主席，他感觉到非常没趣。
开会初度，大家想竞选为主席团成员，当时全体代表有两千几百人，主席团的名额，只有几十名，当选的人至少要有三十票。我的一票，来拉的人多到不知其数。胡适的意思，要我选李书华，但中央国医馆的馆长焦易堂要我选他。于右任、杜月笙都来拉票，我弄到毫无办法，不答应要伤感情，答应不知投谁是好，终于我投了某人一票，这人是谁，我至今保密。
主席团人选解决之后，就是要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这时又起了一个风波，原来蒋主席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主席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我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那夜我到了凌晨四点钟方能入睡，到了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我又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
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孟真）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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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 胡适逞能
我住的中央研究院，内部院屋，一座一座很多很大，住上了六十八个国大代表。在大会开幕前夕，胡适之带一大包信来，其中关于我的，他讲一位李夫人转给我，李夫人还在信件上注上一笔，说是“陈医生，见此信后即到胡适之先生书斋一谈。李太太”。那天晚上我正有应酬，回来已是十一时半，见了这封信就急急忙忙到胡适书斋去。
到了胡适书斋看见人头涌涌，都是在谈着被逼退让代表的事件。实在这件事情，不论讲法律，讲道德，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大家签了一张不公开的建议书，大意是说：退让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