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世说新语》。
近三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黄苗子的打油诗和郁风的散文，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玩票，却玩出大家风范。声名如同云烟，他们更在意的，是老友们历尽风雨后的一次次重聚。真奇怪，这些人受了那么多苦，却那么长寿，这个问题值得医学家好好研究。
岁月如风，老友渐渐老去，有人一睡不再醒，有人哈哈大笑而逝。夏衍走了，叶浅予走了，吴祖光走了，冯亦代走了，启功走了，都带着笑。如今郁风也笑着走了。在他们的主心骨夏衍去世时，朋友相顾说：“这是喜丧！喜丧！”黄苗子、郁风夫妇送的挽联云：“旧梦懒寻翻手作云覆手雨，平生师友一流人物二流堂。”
30年代的上海，黄苗子因拜父亲至交、国民党高官吴铁城之赐，身居政界，郁风因叔叔郁达夫的影响，热衷于进步活动，两人却因为艺术交流成为朋友。多年后，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为黄苗子担任说客的是共产党人夏衍。1944年，不同政党的人物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证婚人沈尹默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在爱海里，两人不顾政治的因素，却总是避不开政治的旋涡。“文革”中，夫妻含冤入狱七年，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2）
李怀宇 你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黄苗子 这里边有争议，我跟她有两个版本。我记得是在叶浅予家见面的。当时，我经常去找叶浅予，晚上，郁达夫来了，我没有发现他带着郁风来，就说：“达夫，你管管你的侄女啊！”郁达夫答道：“你瞧，我带她来了！”
郁 风 没有。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初出茅庐，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刚毕业。我年轻，什么也不懂，跟着叔叔郁达夫到处乱转，郁达夫带我去霞飞路的漫画俱乐部，黄苗子他们几个漫画家就经常在那里聚会。我记得清楚极了，没有错的。可能也不矛盾，他说的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一回事。当时是在一个按摩院的楼上见的面，那是一个不大好的地方，可能不仅仅有按摩。他们一帮人在一起，我跟张光宇、张正宇、丁聪、叶浅予，还有黄苗子见的面，都是头一次，以前不认识他们。
李怀宇 当时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两人一个当国民党的官，一个是进步青年。
郁 风 其实无所谓“进步”。黄苗子他们也不属于右派，也没有国民党的右派关系。后来，是为了阶级斗争才划出来。当时国民党也“争地盘”，但是没有争到什么。
黄苗子 国民党争取不了我们，我们也不听国民党的话。像徐志摩和胡适他们关系很好，但是从来不听国民党的话。所以，这个是很难讲的。
李怀宇 朋友间的志趣相投很重要。
黄苗子 我们主要在来往中，彼此吸收东西，像邵洵美、郁达夫，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自然而然套进去的。
李怀宇 你跟郁华、郁达夫的交往如何？
黄苗子 我没有见过郁华。但是当年上海有一个南社俱乐部，是纪念南社的，柳亚子主持，算是南社的后身，有郁华，也有我。有一个南社点将录，把水浒的一百零八人编到南社俱乐部的一百零八人身上。我是“矮脚虎”，郁华是什么我记不起来。
我跟郁达夫的交往还比较多。只要郁达夫从杭州来，邵洵美一定找我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给我写了十首诗，我当作宝贝裱起来。抗日战争时我有四首诗丢在香港，有一首胡适之写给我的诗，一首是郁达夫写给我的，一首鲁迅的，一首顾颉刚的。1940年我去新加坡，郁达夫陪我玩了一个礼拜，临走郁达夫送了我一首诗。
1940年，我跟郁风还没有恋爱，但是一到新加坡打电话给郁达夫，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跟郁风很好了？”我回答说：“没有呢。”（笑）1944年，我才跟她在重庆结婚。郭沫若和柳亚子还合写了一首诗。沈尹默是我们的证婚人，也写了一首诗。
李怀宇 你跟郁风是怎么相爱的？
黄苗子 因为老谈艺术和创作，在书信中也谈，还聊一些文艺界的情况。郁风在香港编了一本杂志《耕耘》，我是发行人。后来我在重庆，夏衍、徐迟、冯亦代很多人都在一起。出了两期，就因为抗战结束了。
黄苗子生于广东香山（1925年改名“中山”）的书香世家，阅读和背诵古诗文奠定了文学基础，练习书法则是他每日乐此不疲的内容。十六岁时，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览，并在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发表，使他对上海无限向往。1932年，黄苗子从香港前往上海，开始艺术的漂泊之旅；一年后，郁风也随家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与黄苗子不同的是，郁风的###官父亲和大作家三叔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她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随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
李怀宇 20世纪中国很少有夫妇两人都是艺术大家的，两人成就如此之大。
郁 风 我们不敢比，钱锺书、杨绛，吴作人、萧淑芳，张伯驹、潘素，都是夫妇艺术家。80年代，他的书法、我的画出版比较多了。
黄苗子 我们都是票友，根本没有成为什么“家”。
郁 风 都是半路出家，他的老师邓尔雅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会有多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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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3）
黄苗子 我八岁到十几岁在广东跟邓尔雅学习。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办中学，邓尔雅跟我父亲是同学，就经常来教我。邓尔雅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当时年纪小，勉勉强强跟他学，并没有受到他多少的艺术影响。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艺术精髓，他很了不起。但是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个好处，学会搜集材料。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搜集材料，不会搜集材料怎么做学问？读书凭脑子记忆，不可能全部记清楚，一定要有根据。所以我从50年代初起，就学习邓尔雅先生，凡是书上有用的东西，都抄下来，做卡片。邓尔雅先生抽卷烟，经常用卷烟的纸来抄材料，然后一分类就出来了。
郁 风 他搞了很多卡片。
黄苗子 比如我看到聂绀弩的诗，我都一首一首地抄下来。最后，聂绀弩的诗就全了。我就学全了这些做学问的方法。
李怀宇 书法要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练好。
黄苗子 我们当时对张正宇的书法是很佩服的。
李怀宇 他自己好像讲过一个五个指头的故事。
黄苗子 这是黄永玉跟张正宇开玩笑开出来的。张正宇举起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数起古今的书法家：王羲之、颜鲁公、怀素、米芾，大拇指则是张正宇自己。张正宇确是天才。
李怀宇 中国传统讲书画同源。启功的画也画得很好？
黄苗子 画得好！但是他不画了，因为写字已经被追捧得要命，他如果再画，就不得了。早期画得多，后来不画了。
李怀宇 你们夫妇之间如何交流艺术？
郁 风 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笑）。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笑）。
李怀宇 当年你是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学生，你跟潘玉良学画的经历是怎样的？
郁 风 当时，因为搬家到上海，我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想继续学习，就去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成立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那时很火，他对艺术系实行一种制度，按照教师分班。不管一年级、二年级，只要选某个老师的课，就在一起上课。徐悲鸿邀请了潘玉良讲课，潘玉良刚从法国学画回来，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结果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一层一层包围。我觉得人太多，根本看不见老师，就选了潘玉良的课。潘玉良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是我。虽然只有两个学生，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上课舒服极了。我们画景物的时候照样有经费可以买道具，照样可以雇模特。潘玉良教得也很好，因为只有一两个学生，就像带自己的孩子，我们反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给潘玉良当模特，画了一张油画，画得很好，但是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发表。但是学了只有一年时间。
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成为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郁达夫成为新文学健将。1939年，郁华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1945年日本投降后，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
李怀宇 你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是抗日烈士，生活中郁华和郁达夫是怎么样的？
郁 风 我的父亲是我们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有机会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新文化。他本人完全成长于中国的旧道德、旧传统下，爱诗爱画。郁达夫比我父亲小十二岁，都属猴。我父亲已经成人的时候，郁达夫还是小孩，所以郁达夫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我的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搞法律，回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第二次又因公出差去日本考察，就把郁达夫带去日本。我父亲留学的时候，郁达夫十来岁还在家乡，在杭州府中学读了几年，就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后来因为看不惯教会学校，就没有念好，他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因为我的祖父是教私塾的，家里留下的书对他们影响比较大。郁达夫从小就看经史子集，喜欢诗。他最早喜欢清代吴梅村的诗，到了杭州就买旧诗集。中学没有毕业就跟我父亲去日本，先学经济，后又改学医，总之也不听哥哥的话，自己喜欢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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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4）
我父亲当时也带我母亲去了日本，我母亲在日本读女校，三个人一起生活、做饭，生活很简单。我父亲平时也指导郁达夫的日文。郁达夫从小能诗，《沉沦》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所以他们都是在小时候的环境里就养成了文学功底。郁达夫学别的东西学不下去。《沉沦》有一些生活体验，当然是夸张了。鲁迅称他为“颓废派”，但是他说自己实际不是这样。有时候故意要把自己说得更“坏”，好像才能对社会有“惊醒”或者“炸弹”的效果。郁达夫对旧社会很愤恨，有一种揭露的意图，所以常常把事情写得很夸张。郭沫若跟他最好，后来还搞了创造社。
李怀宇 在许多人看来，郁达夫的一些行为惊世骇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不免封他为“颓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