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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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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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5月17日早晨,一家人刚刚起床,我那天没有课,有人敲门进来,我说:“你找谁啊?”“你是何满子吗?”我说:“是啊。”“你被逮捕了。”我说:“凭什么?”他就拿出逮捕证来,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署的。带我上了车子,兜来兜去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进去,听到耿庸的声音,他要抽烟。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李怀宇  在里面关了多长时间?
  何满子  从5月17日到第二年9月28日,我说,你们给我结论。没有,说是给我宽大。走遍了全国去查,对我一点毛病也找不出来,他们说:为了你花掉几万块钱,也好。
  李怀宇  “二流堂”专案组在查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何满子  (大笑)他们对我说:“花了那么多钱,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你是好的。”
  1956年,何满子获得自由,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社长李俊民的领导下,出版社汇聚了金性尧、鲲西等一批文化人。何满子后来在《李俊民的人品》一文中回忆:“俊老是经学和小学宿耆黄侃的弟子,又编过报刊和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新旧文化都懂行,在他领导下做事,人人都顺遂愉快。俊老要求把出版社办成大学和研究单位的规模,常常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仁的得意之作是出版了陈寅恪的著作。
  李怀宇  得到自由以后还能教书吗?
  何满子  不让我教书了,第一线不行了,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1956年冬天成立的,社长李俊民是个好人。
  李怀宇  那时候很多同事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鲲西说很怀念那段日子。
  何满子  金性尧、鲲西,好多读书人。
  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是那时候出的吗?
  何满子  李俊民原来是写小说的,鲁迅都肯定他。他很不满意郭沫若。
  李怀宇  郭沫若曾说: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何满子  他的意思是新的一批学者瞧不起老的一批学者。李俊民就想办法把陈寅恪的书拿到我们这里来出,通过蒋天枢。
  李怀宇  陈寅恪晚年最信任的弟子。
  何满子  蒋天枢对陈寅恪讲,这个出版社是可信的。陈寅恪那时候眼睛已经瞎了。
  李怀宇  陈先生说过:“盖棺有日,出版无期。”那时候国内没有其他出版社出陈寅恪的书。
  何满子  就只有这个出版社敢出了。
  李怀宇  那时候你们理解陈寅恪的价值何在吗?
  何满子  陈寅恪本来就很有名,清华四导师之一嘛。那时候全国只有三个出版社出古典的书,另外两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
  李怀宇  这套书都有哪些同事编辑?
  何满子  鲲西、我,还有另外几个同事合编的。
  李怀宇  那时候觉得陈寅恪的东西怎么样?
  何满子  当然好了,大师!
  李怀宇  那时候印了多少?在学术界有什么反响?
  何满子  印了上万册。实在说,在以前当然有影响的,但是没有这样广泛,后来才有“陈寅恪热”。
  好景不长,何满子在1957年当上“右派”,一家人发配到宁夏。1964年调回上海,“文革”爆发后,何满子被遣送回乡,一待十二年。1978年年底,何满子回到上海,已近花甲之年。有一次经过淮海路四明里时,何满子突然想起去看一看赵景深教授,赵景深在楼梯口端详他一下,脱口而出道:“何满子,你还活着!”从这时起,何满子写下大量文章,著作等身。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5)
李怀宇  “反右”的时候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  1957年我又被定为“右派”,罪名是:给胡风集团翻案。
  李怀宇  那时候有没有写文章?
  何满子  没有写文章,也没有发表意见,任何意见都不讲。搞知识分子总是要搞的。
  李怀宇  1958年离开上海发配到宁夏了,你和太太、两个女儿都去了。
  何满子  我在拉车,我爱人原来是上海广播电台的编辑,到离城十几里的小学去教书,两个孩子还在读书,都一起去宁夏。我待到1961年回上海来医病了,我关在劳改场里休克过去了,医好了又不得不回去,一直到1964年才调回上海。上海文教书记石西民亲自督办的,他人很好,他在《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我写稿子,是他的作者。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编《群众》,我又是《群众》的作者。我在宁夏后来没有办法了,这边不要我了,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我就写信给石西民,我说:中国不要我,我就要跑了,我带地图一张,准备从蒙古出境,假设给哨兵打死了,你有责任(笑)。石西民写信来,叫我赶快回来。本来李俊民让我回古典文学出版社,上面不让,让我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那里面都是“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徐铸成他们都在那里。
  李怀宇  1966年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  这个事情很滑稽。当时发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要大家读的。我的书红卫兵一抄家全抄走了,包括马恩全集都抄走,我说:“马恩全集怎么可以抄走呢?”他们说:“这上面有你的笔记,有很多反动言论。”我就发牢骚了:“马恩全集都不许看,只能看看ABC吗?”有人马上就报告了,说我讲“毛泽东的书是ABC”。当时我们集体宿舍有三个人,那个报告的人指出了,红卫兵就说:“谁讲的?”这个事情不得了,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我说:“他胡扯,他要我介绍女朋友我没有介绍,他生气,他报复。”(大笑)另外一个人说:“他讲不讲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见。”这样就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遣送回原籍,一回就是十二年。
  李怀宇  在家乡主要做什么?
  何满子  我也不会务农,还不是灌灌水、管管山林,轻微劳动。
  李怀宇  家人能在一起吗?
  何满子  他们比我早一年被精简,只好回去了。
  李怀宇  还好一家人在一起,而且避开了上海这十二年的风云。
  何满子  不幸中之大幸。乡下人老实,他也不管你什么皇亲国戚,中国老百姓还是好的。
  李怀宇  在乡下没什么书读,你的大女婿王土然给你找到了《资治通鉴》和《苏轼全集》。
  何满子  这两套书消磨了一年多,翻来覆去地看。在这之前什么书都没得看,可以看的书,什么《金光大道》,我不看的。王土然那时候还没跟我女儿结婚。
  李怀宇  王土然知道你喜欢书,投未来丈人所好,高!(何满子大笑)
  何满子  我这十二年只到上海来两三次。一次是机器坏了,来上海修机器,农民很相信你的,知道你是知识分子。一次是我有病到上海来开刀。最后一次是1978年年底,毛泽东死了,来上海看看情况,讲好了,马上让我回来,是李俊民让我回来的。
  李怀宇  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  这几年也在上海上上课,在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挂一个兼职教授的名字,带带研究生。
  李怀宇  主要教什么课?
  何满子  古代小说。我教古代小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院系调整的时候,知识分子改造,有两个老先生,一个是周而复的老丈人,他不干了,就没有人教古典文学了。文学院院长过来跟我商量:课不能不教啊,明清小说戏曲离不开的。我就搞明清小说戏曲,写了几本关于古典文学的书。李俊民知道我,这样就到古典文学出版社了。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6)
李怀宇  写得最多的时期还是1978年年底回到上海以后。
  何满子  是啊,我的生命从六十岁开始(大笑)。我是1919年生的,到1979年正好六十岁,之后才写很多书(起身到书架前介绍自己的著作)。我们这辈人的经历,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写一百万字的小说。你们幸福啊!你看,我十八岁就抗战,到处跑。解放以后以为好了,从1955年起一直到1978年,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1)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每次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会面都是愉快的。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万荷堂的黄永玉生日会上,李辉、应红夫妇热情引见,黄苗子露出经典的微笑,顿觉亲切。当日上百宾客之中,黄苗子、郁风是黄永玉的老友代表。晚宴开始时,黄苗子开怀大吃的形象让人难忘。随手拍了一张照片,镜头中馋嘴的黄苗子,活像个大孩子。
  几天后一次不经意的会面是在中国美术馆门口,又见黄苗子“经典的微笑”,二老刚看了英年早逝的画家刘宇廉的画展。画展的序言是郁风写的,这是一篇让我在展览现场顿时就被震住的序言。当晚找来郁风的文章,读她笔下的人和事,仿佛生动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只有在读黄永玉的文章时出现过。
  在二老家中采访时,未觉两人的岁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一百八十岁,黄苗子不时欢笑,郁风中气十足。谈到邵洵美,黄苗子取出一把扇面,朗读自己手书的邵洵美的诗作,又取出六十多年前在上海为邵洵美画的漫画,郁风也感到有些意外,称赞把邵洵美风流倜傥的神采刻画得很像;谈到聂绀弩,黄苗子又取出聂绀弩在山西写给他的诗。谈到郁华,郁风取出自己的散文集《画中游》,其中有她写父亲的文章;谈到郁达夫,又取出《郁达夫海外文集》。可以想象,老友们在他们家聊天是何等愉快。
  他们家的布置是适合老友来聊天的。书房名为“安晚书房”,画案不大,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挂着黄苗子刚刚重写的聂绀弩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书房门前的对联是黄苗子的篆书,造型悦目,事后请教高人方知是:“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黄苗子喜欢打油诗,这两句真是打油到家了。客厅墙上的一幅字是黄苗子写的“月是故乡明”。二老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十来年,居住条件比北京好,如今还是喜欢住北京。
  毕竟,北京有许多老友。数十年来,二老身边总少不了患难与共的朋友。30年代的上海,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王世襄芳嘉园的家,劫难后重逢北京的一场场聚会,这对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这些人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郁达夫、邵洵美、夏衍、聂绀弩、叶浅予、启功、吴祖光、王世襄、丁聪、杨宪益、黄永玉……他们的言谈行止,如果有心人记录下来,便是一部现代的《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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