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先帝，还是对自己，都是一件憾事，她自然开心不起来。只略一抬手，吩咐保吉：“随他们去吧！如今这地步，还说什么呢！”
太后的手诏一下，韩琦就将第二封手诏送给皇上过了目。这封诏书表示，太后之命，不敢不遵，只好遵命称亲，尊礼濮王为父皇；只是追崇典礼及立庙诸事，决不敢奉行，只拟从简，不在京城另外建庙，只就濮王原来陵园立庙，叫濮王子孙辈奉祀，还要恳请太后允许原谅。也是面面俱到。皇上自然也高兴，当时就下达中书，宣示群臣了。
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当然不干。吕诲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说：“前不久太后还下手诏痛斥主事大臣，这才几天，就倒转过来，赞成称亲为皇了？一定是主事大臣从中捣鬼。何况，就是太后改变主意，皇上也应该斟酌，以对改错，不能随波逐流。怎么能就这么宣示天下，又下诏表示谦退？这不是张扬太后的错误，又贬损自己的爱亲之德吗？这样盗用太后名义、误导皇上的奸佞之臣，不严加惩处，以正朝纲，还得了吗？汉贼不能两立。首恶不除，我吕献可决不妄踏朝廷一步！”
他说到做到，上了一本之后，就待在家里再也不上班了。
反对派中还有一个范纯仁范尧夫，他是范仲淹的二公子，也是仲淹四个儿子里唯一中过进士的人。由知县而判官等等，几经流转，已经做了侍御史，从六品的官儿了。除了一般的反对，他尤其不能容忍叫太后出面干政。三代以来，从来没有将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只有秦汉之后，权臣为了兜售其奸，才抬出母后，要她干政。母后干政，实际就是权臣干政。可那往往也因为皇帝幼小，权臣有机可乘。陛下是成年登基，执政已四年之久，太后又早已撤帘，尊礼濮王的事，完全可以根据是非，由圣上自己做主。可现在却偏偏放权，要朝廷遵从太后的诏令行事！这都是执政大臣文过饰非，不计后果，妄开祸乱之源。以后，要是有权臣照此办理，矫太后之诏而作威作福，皇上还有安生的日子吗？
范纯仁这话虽然说得婉转，实质却不啻是骂韩琦一伙就是那种矫诏弄权的奸佞！韩琦一接到范纯仁的本章，气得手都发颤了，敲着奏折说：“你们瞧瞧，这范纯仁都说了些什么！我与希文，恩同兄弟，一直视他为子侄，他也忍心这么胡乱编排我！”
朝廷下诏让吕诲上班，吕诲拒不接受，申述道：“首恶不除，我无法上班。何况，我擅自离职，也罪在不赦，怎么上班？我情愿与奸臣们一起受到惩处！”
既是这样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架势，也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英宗问执政大臣：“诸位爱卿，怎么办呢？”
事已至此，只能依靠皇上的独断专行了，还用问吗？作为争斗的一方，也没法儿回答。
韩琦说：“我们这些人是忠是奸，陛下是知道的。”
欧阳修则说得更干脆：“御史们以为理难并立，只好请陛下圣裁。要是陛下认为我们有罪，请留下御史；要是认为我们没罪，一切由陛下斟酌。”
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5）
陛下斟酌的结果，是贬出御史，但不能贬责太重。吕诲由侍御史知杂事贬为工部员外郎，去知蕲州。范纯仁等，则以原衔贬到京外任职。反对派中，也有几个为了表示忠直，主动对号入座，要求处分的。这些人，有的动了，有的也没动。像司马光求了几次，还是没去碰他。所有处分事宜，也都出榜朝堂并通过进奏院晓谕全国了。
贬了反对派，又通报了朝臣与全国各地官员，不是大功告成了吗？也不是。尊礼濮王的事也下诏终止再议，不了了之。后来，只在河南府永安县濮王陵寝所在地，为濮王就园立庙，委了一个陵园令，募了二百名士兵守卫、五十户人家照管，庙也只有三间两厦，与皇陵寝庙是没法儿比的。称亲的事，则再不提了。这就是大宋朝办事的风格哪！说，是说不清的。
也不都是反对执政的人挨贬。拍执政马屁拍得太过分，也同样要挨贬。范镇被贬，就并非因为他是反对派，而是因为他起草诏书过分抬举韩琦，将他比作辅助成王的周公。韩琦或者愿意做周公，英宗却不愿做那被周公喂大的周成王。御史一上本指责，尽管范镇当年上书立嗣有功，还是被贬到陈州做知州去了。这也是大宋办事的风格：皇权第一，再得力有功的大臣，也不准踩在皇帝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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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五回（1）
延才俊备东宫师佐
览群书重百家兼收
这天下的事情，真是说不得。皇权的亲子继承制度，最神圣了吧，似乎绝对不可以动摇，可实际上，它一样充满了变数。
真宗与仁宗的交接班，就是一个真正的轮回。
真宗皇帝行三，商王元份行四，都是太宗的儿子。当年，真宗因为几个儿子都养不大，只好将四弟的三儿子允让领养过来。可一到仁宗出世，他就将允让送回商王府了。仁宗果真接了位，而且江山一坐就是四十二年。那么，照常理，这江山该永远归真宗的三房所有了。仁宗也确实做过与他父亲一样的梦。领养宗实原只为催生，生过儿子，也就将他送回濮王府了。可儿子却没能养大，倒弄假成真，将个大位折腾给了十三团练，江山到底还是由三房转入了四房。真宗那么算计，却只保了一代，最终还是归了四房，您说这绝对究竟在哪儿呢？而辗转之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恰恰是一个轮回，又是什么？
四房能不能长久保留皇位，就得看他们的子嗣是不是兴旺发达了。
至少，英宗暂时是不愁子嗣的。他与高皇后一共生过四个儿子，除老三很小就夭折了，其余三个都活得好好儿的。他们是长子仲NC060，二子仲纠，四子仲恪。仲NC060等等，都是原名。英宗登基，全都替他们改了，分别改为顼、颢、君页，都带一个“页”字。这当然是有讲究的。“页”，在古代即是“首”字。帝王之后，原是子民之首，名而不带“首”字，怎么般配？“顼”字，一“王”一“页”，正是王者之首，用它命名长子，该是寓意东宫，皇储之尊？由这种赐名，不难看出英宗的用心，那期望值是很高的：九五之尊的位子，应该永远属于四房，属于四房允让自己这一系。改赐名字的同时，皇子们也都搬进了庆宁宫，且个个加了封号：赵顼封为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赵颢封了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赵君页则做了耀州观察使、鄠国公。
英宗对皇子期望既高，当然不会不注重他们的教育。皇子身边亦师亦官的臣子，首先就得精心挑选。
周孟阳是英宗想到的第一个人。一是他原先就在王宫当过教授，后来做了自己的记室，一应表章文字都是他的手笔；直到进宫，不还多亏他猛言直劝，自己才打定主意的吗？这么一个人，自己最得力，可为了儿子们，只好割爱了。无奈孟阳本人却坚决不同意，说是曾在英宗身边侍候过，不好再去侍候他的儿子们。说的既是实情，身边也离不了他，只好委了别的官了。
王陶王乐道，是第二个人选。
乐道出身孤寒，中进士前一直寓居京师，靠教几个学生谋生；中过进士，才逐渐发达了。为官之后，大体做谏官的时候多。在大宋，言谏官最容易露脸；顺当了，也最容易讨好。许多中枢大臣，像欧阳修、富弼、韩琦等，无不都是打言谏官起家的。嘉祐初年，他做监察御史里行，有个卫兵窜到延福宫偷东西，还没得手就被抓住了。判刑的时候，主审官发昏，居然引用条例从轻发落。乐道当即奏道：“大内做贼，能与一般相比吗？必须从严惩处。审刑官用律不当，也应该受到处罚。”结果，那个卫兵果然被改判流放沙门岛；审刑的，也都贬职的贬职，罚款的罚款了。
跟着，他又做了一件漂亮事。真宗不是喜欢装神弄鬼吗？仁宗受他的影响，也偷偷喜欢金丹方术，常常打发太监暗中引一些方士道师进宫献丹献药。乐道一旦打听明白，就狠奏了一本，说：“方士道师，从来都装神弄鬼，搞什么化金炼丹诱惑人主。汉唐之间这样的事多了，后来都将这些人拉出去砍了。请皇上务必将这些人统统赶出皇宫，严加惩处！”这事本来不好见人，既然说出来，仁宗只好全都撵了。
这两件事一做，乐道的声威就打出来了。不过，也有走麦城的时候。陈升之要升枢密副使，他与吕诲、唐介一鼻孔出气，猛攻陈升之。结果，虽攻下了升之，自己与吕诲他们也一样被贬到外面做知州了。一直做过两任，才调回朝廷做了右正言，还是言谏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上书替宗实说话，让仁宗将宗实的位子磨正了，这才有了后来的承继大统。英宗也就是打那个时候，记住了乐道其人为官清直，明于大礼。这样的人，正好做王子们的师友臣僚！英宗先是聘乐道做了皇子的伴读；跟着，又封他做了淮阳郡王的翊善，专门辅助、教育赵顼。到赵顼升为颍王，乐道仍然是他的翊善官。
其余的人，就是由大臣们推荐的了。
孙固做了侍讲，不就是由韩琦推荐的吗？韩琦知道孙固，先也完全出于偶然。有人拿了孙固的诗来，一读，相当不错。韩琦便请这个人传话，说是想见见作者。谁知道，孙固不但不来，反而怪这个熟人多事，不该将自己的诗拿给韩琦。是不是矫情不好说，反正，韩琦反倒越发敬重这个不攀权贵的人了。赶到英宗要中枢大臣为皇子们推荐老师，韩琦就荐了孙固。不为别的，人有学问，又淡泊有操守呵！
可孙固的任命，却并非一帆风顺。吕诲、范纯仁因为濮王的事，坚决反对任用孙固，对英宗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皇子的臣僚侍从，身份特殊，亦师亦友，品行襟怀比什么都重要。像孙固这种纵横权术之士，绝对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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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五回（2）
韩琦自然要为孙固辩护：“陛下，言谏官们说事固然应该从严要求，但他们这话似乎也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像孙固这样淡泊有操守的人，朝野上下能有几个？”跟着，就将自己结识他的事，向英宗介绍了一遍，说得英宗连连点头：“确实难得。”
韩琦接着又说：“从来人才难得，连三代盛世都不免于此。用人要是求全责备，还上哪儿去找有用的人？孙固不过长于文章辩说而已，说他是纵横权术一路，恐怕多少就有些责人以全？陛下如果决心用他，不妨先试试，考察考察。不行，再免去也不难嘛！”
英宗也同意：“是呵，可以试试嘛！孙固的文章朕也读过，是好的。听说，他过去也教过书，书讲得很好。这样的人才，就很难得嘛！桩桩都天下第一倒好，上哪儿有那么多呢！就这样定了吧，不行再说。”
改天他悄悄一打听，说孙固书确实讲得好，连最后的疑虑也全都打消了。
韩维韩持国，做了赵顼的记室参军，专管文秘事宜。他是由欧阳修推荐的。
韩维是个大家出身，一共弟兄八个，他是老五。父亲韩亿韩宗魏，年轻时却穷得叮当响：考进士，做县官，连个仆人都没有，只好跟个同年互为奴仆。韩亿也是由言谏官起家的。范仲淹当年上《百官图》，推荐的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