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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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1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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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彭思永又听说谁的,他与刘辉是同乡,死活不肯卖了刘辉。他比蒋之奇老到,当然不会没有说词:“我也是听的传闻。年纪大了,昏聩糊涂,当时就忘了究竟是谁说的,这会儿更想不起来了!而且,老臣等身为御史,法律一向允许风闻奏事,为的是叫朝廷能耳目聪明,听言纳谏。假如一定要追究见闻的由来,并且惩之以罪,以后谁还敢说话!惩办几个人事小,坏了朝廷亘古已有的规矩,事可就大了!老臣宁可被罪朝廷,哪怕远谪穷荒,也不能塞了朝廷的言路!而且,不怕得罪各位大人,老臣还要斗胆说一句:大臣朋党为奸,官官相护,也不是朝廷的福分!”
  这么强词夺理,又推又赖,临了还要倒打一耙,自然叫人生气。可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也真拿他没辙!
  交不出人,是无人可交;无人可交,就是有意陷害。这逻辑再简单不过了。欧阳修一连上了几个折子,请求严厉惩处这两个假托风闻言事恶诬大臣的人。欧阳修的亲家是三司盐铁副使吴充,事关他的女儿,自然也不能随意让人侮辱。他也上书皇上,请还他女儿一个清白。神宗也认同了这个简单逻辑,再一次批复中书:风闻奏事,是为了补阙朝政,不是让人找借口陷人恶罪!彭思永等不得乱找托词,一定得说出具体缘由。
  彭思永没有办法,只好认错退守了。不过,他仍然没松口,只说:“微臣待罪御史台,大凡所见所闻,都要在台里与大家说道说道,也是一种商议。这件事,我也知道暧昧,说不清楚,当时曾特意告诫蒋之奇,叫他不要乱说。虽然如此,微臣身为御史台主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情愿接受任何处理!”
  到了这个地步,蒋之奇也只能认了,那话也说得漂亮:“这事微臣只是从彭思永那儿听来的,就胡乱上书了。如果不该风闻言事,攻讦大臣,臣理当与彭思永一起贬谪,绝无怨言!”
  既然这样,只好对不起了!朝廷下诏,将彭思永由工部侍郎、御史中丞贬为给事中,去知黄州;蒋之奇则由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贬为太常博士,到道州去监酒税。另外,还专门榜书朝堂,将他们的错误公诸于众。神宗原来还想也奖励蒋之奇一下,尽管虚词不实,敢说总是好的。征求王陶意见时,叫他给否了,说是奖惩难以并行。神宗想想也是,到底罢了。
  这事儿叫神宗得了一个教训:这言谏官太重要了!弄不好,是非会被整个儿颠倒过来!他将所有的官员筛了一遍,最后还是选了正做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的王陶:“请您来做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代替彭思永替朕把好朝纲。朕与爱卿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
  皇上这么信任,乐道无可推托,当时就上任了。
  神宗虽做梦也想不到欧阳修被诬的根缘,却知道他受了天大委屈,连着下了几道手诏,对他百般劝慰。欧阳修虽然险胜,却胜得特无聊,甚至恶心。一辈子为国为民,争天斗地,临老却不得不为这种事情再一次与人水火相并,能不觉着无聊、恶心吗?接下去还会有什么,更说不清!欧阳修的心,彻底冷了!经过这一次,身体也每况愈下。何况,这种污秽不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自己也很难印帕吃诔⒃俅氯ィ∷降咨鲜椋肭笸獾髁恕I褡谒湟辉偻炝簦弈嗡ヒ饧峋觯泵姹澈蠓锤辞氪牵缓萌貌剑兴怨畚牡钛俊⑿滩可惺榈纳矸萑ブ裰萘恕4嫠霾沃碌模悄歉鑫饪獬の摹E费粜薜搅速裰荩至狭厩肭笾率耍⒌降酌煌狻K涿煌诵荩纱哟艘苍倜挥谢氐匠ⅰK恼位曰停蟮忠簿驼庋崾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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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1)
山陵终任岂可连任
  中丞一击何堪再击
  权力无限膨胀,是专制社会的最大优势,也是专制社会的最大弊病,最大噩梦。大概也就因为这个,专制社会诞生不久,就有一种明白人开始考虑权力的制衡问题了。其结果,是早在先秦时候,就有了谏官与御史制度:谏官规劝君上,御史督察百官。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也日臻健全、完善。可想靠它来制衡权力,却始终不过异想天开而已。不为别的,解铃还得系铃人。体制的弊病,只能靠彻底改变体制来解决。谏官与御史,不过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我监督,仍然是一种自我循环,靠它怎么能彻底根治体制本身的不幸呢?一座大厦根基不正,从建立那天就埋下了隐患。根治隐患不从根基着手,只在门窗厅梁上下工夫,再折腾,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玩笑,不过是用另一场更光怪陆离的梦境来代替眼前的美梦而已。
  规劝也好,督察也好,先得人家买你的账。要是他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买你的账,说什么不都是白搭吗?而这种时候,总是很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权力膨胀呵?既是膨胀,就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几句空话,解得什么事情?这还在其次。主要问题,是君权与臣权的对立、矛盾:好比水里按葫芦,按下这头会翘了那头,根本没法儿平衡折中不说,反而会生出无数新的纠纷、冲突。谏官与御史由皇上挑选,他们会效忠皇上而攻讦大臣,叫大臣手足无措;由大臣自己遴选,他们又会附庸权臣,叫皇权旁落,出现君轻臣重的可怕局面。历来君臣斗法,向君向臣,都没有一定之规,不过因人因势不同而各有千秋。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脱不过“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
  有人说唐代是君主放权,叫丞相遴选台谏官员,他们只对丞相负责,专门挑皇上的刺。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言人,君臣之间就有了偌大一块缓冲地盘,不至于丞相与皇上直接开仗,双方都没有回旋余地,只能鱼死网破。怎么说呢?台谏官员挑了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三说不中,丞相就辞职不干,让皇上另请高明了。假如没有台谏官员做代理,丞相就得亲自出面与皇上理论。要一言不合呢?只能自动滚蛋。可皇上毕竟要依靠丞相治理国家。这样一来,下面的戏还怎么唱?就是说,没有台谏官员做丞相的代理人,皇朝政治简直就没法儿运作了。可这也只是一面之词。而且,中晚唐大臣专权,生生弄垮了一个王朝,这是后来谁提都怕的。
  大宋最忌讳的是臣权过重,最赏识的是臣僚互斗。臣僚一斗,不但无暇觊觎皇权,因为各图自保,还要多多仰仗皇权,皇上正好两头得利。到仁宗,尽管宽厚,还是毫不客气地将任免台谏官员的权柄完全收归己有了。他明确宣布:今后,丞相不得自己进用台谏官员,只能由专管台谏言官的御史中丞或知杂御史保荐人选,最后由朕钦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叫丞相自己选用台谏官员,他有过错,谁敢说他?”权是夺过来了,可中枢大臣与台谏官员的火并,也就从此永无消停了。他是常常奖励台谏官员的。庆历初年,他不就大大褒奖过欧阳修他们四个谏官吗?可他一来魄力不够,二来这样按葫芦也确实有玩不转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胡乱折中:攻人与被攻的各打二十大板,一起贬出去了事。在他治下,之所以频繁更换大臣与台谏官员,大抵就与此相关。
  明白了这个传统,就不难理解此后的种种施为与变化了。那么,神宗的了悟与任命乐道主管台谏事务,大抵也该是对这个传统的认同与复归了?
  乐道在仁宗、英宗二朝已经任官多年,对大宋的这一传统当然不会一无所知;身为神宗极端信任的股肱近臣,他要以皇权为第一生命,想神宗所之想,急神宗之所急,也无须多说。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前提,他一接任开始考虑御史台的人员组建,就将眼光盯向那几个因濮议而被贬出的旧人。
  皇上考虑濮议,不只是要纠正是非,更想扩大团结范围吧?这对于新接位的皇上,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因濮议贬出的旧人回归台谏,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管怎么样,对于中枢大臣,可以保持一种高压态势。这对于皇上,不啻是一种特殊保护:他毕竟刚刚接位,太年轻了。臣下权重威高,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威胁。
  他的折子刚一递上去,中枢大臣们果然立马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可还没等他们有所表示,神宗自己先就将它否决了。
  他对乐道说:“爱卿的意思朕很明白,该是想着替朕纠正濮议的偏颇,理顺朝野关系。可朕有顾虑,所以迟迟没有提出这件事。”
  乐道没想到这一层,只好问道:“陛下顾虑什么?”
  “召回这些人固然好,可那不是公开张扬先帝的不是了吗?为显示自己清明而张扬先人的失误,普通老百姓怕都不忍心做,朕为一国之君,怎么好做呢?”神宗坦白地说。
  乐道恍然大悟,连忙道歉:“微臣考虑不周,请陛下恕罪!”
  神宗拦住他:“哎,咱们不是在商议吗,何罪之有?咱们君臣,不用那么嫌忌!”
  乐道考虑,只能另外选拔合适人才了。
  可他很快就发现,满朝文武,要挑几个合适的台谏官员,还真不容易!有资格的不合适,而合适的又不够资格!想真正组建一个合适的御史台,只能不拘一格,广泛挑选人才了。他又赶着上了一本,请求适当降低任职资序,只要有三任以上知县资格,就可以选来做御史里行。中书与皇上都没再犹豫,全同意了。乐道与中枢大臣的一场正面冲突,总算暂时避免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2)
但旧臣新君的矛盾,除非新君根本离不开旧臣保驾,通常总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在一句老话中得到体认。这句老话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说,换了天子,朝臣也该跟着换,朝廷上下应该是清一色的新面孔。这话可不是浑说的,它是数千年政治生活经验的经典概括,不知道牺牲了多少血肉之躯,才凝聚成这么一句七字真言!旧臣新君的矛盾既连触都没触一下,更谈不上解决,要完全避免冲突,当然不可能。冲突不过被延期而已,迟早总还是要爆发的。
  要是权臣主动放弃权力呢?那当然不一样了。这样的机会原来也是有的,可惜韩琦没能及时把握,错过去了。
  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政治生活,不是也有个适者生存的问题吗?新君旧臣的惨烈冲突,终于使双方渐渐磨合了一套游戏规则。遵守这些规则,大家都可以体面下台,不至于非要提头沥血,双双偕亡,连政治生活本身也随之中途夭折。首席大臣做逝君的山陵使,为逝君营造陵墓,逝君既葬,首相也自动结束其在朝堂的政治生命,辞职远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游戏规则。通常的程序是:首相请辞,新君照准。大家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一般不会有别的曲折。双方顶多多虚晃那么一两遭,也就结了。首相也有恋栈、假辞的,那也没关系,等着台谏官员来撵你就是了。白受一场羞辱,最后还是得走。权力的和平交接,不仅避免了腥风血雨,使双方都能体面下台,别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为新君的自由组阁与大刀阔斧的政治运作,提供了广袤的空间。当然,这也仍然只是专制政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模式,那用处也同样极为有限。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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