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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从来山陵使一般只能一任，决不会再任。当然，翻遍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连着死两个皇上，而首席大臣前后又始终是一个人，这样的事，几乎绝无仅有。即便是有，那首相想来也不至于发昏恋栈，自讨霉倒？一任山陵完毕，还是会辞职远遁的。
且看大宋朝，真宗驾崩的时候，先是首相丁谓做山陵使。因为挪了穴位，叫墓道进水，被罢了官，改由次相冯拯冯道济做了山陵使。真宗归葬，他就请了病假，一连上了五本奏折，请求解除执政，改派京外职务。理由主要只有一条：根据惯例，山陵使事毕，理当辞退。垂帘的太后与不过十二三岁的仁宗，那么需要人扶持，还是同意让他改判河南府去了。到垂帘听政十二年的刘太后自己晏驾，山陵使是吕夷简。事毕，他虽装傻不辞，不过多待了几天，最后不还是被撵去判澶州了吗？
韩琦刚三十岁就当了方面大员，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又一直都在朝廷做中枢重臣，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仁宗葬了，山陵完事，韩琦也引证故事，请求解除相务，让他到外地去做个守土治民的官儿。可英宗那时正仰仗他，不肯放，也不明着拒绝，只是将准辞的时间一再往后挪。韩琦连上了好几章，还是不行。到冬天，他干脆称病，请假在家里不上班了。除了故事要循，调和梅盐既辛苦又吃力不讨好，还有朝廷上下其他磕磕碰碰的关系，他想一走了之，倒也未必就是虚情。可他权高位重，原本又是个强梁的人，心里有气，那表章里的措辞就难免带些锋芒了。像什么“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等话语，都出来了。英宗或者还没有什么，吕诲他们这些御史可就骂开了，说他放着艰难国事不管，不是恃功要君，就是处处只顾自己，考虑自己固然特周到，说到忠心，可就根本谈不上了。这不是辞职又辞出不是来了吗？加上英宗也确实离不了他，根本不叫他走，他也就不走了。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那种屈己就人的人；长期权高位重的优越处境，压根儿也没叫他这样做。即便他也不是完全想不到韬光养晦，或示人以宽柔容忍，但要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顶多偶一为之，眨眼就又依然故我了。尤其是权力之争，他更丝毫不让。那似乎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连装假也装不成了。既决定不走，他很快也就拉下脸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整个英宗一朝及神宗接位，他能做出那么多叫常人咋舌的事情，主要也就因为这个。
当然也有人劝他：“您做的虽然都是好事，可万一有个好歹，您不但自己会身首异处，整个一家怕都要保不住！您得三思呵！”
他一扬脖子：“您这是什么话？做臣子的效忠皇上，应该生死相许。至于成败，那是老天爷的事情，用不着考虑。怎么能因为害怕失败，就无所作为呢！”
这话或许有些夸张，可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要不是多少存着这个念头，反复之间就会家破人亡的事，他做起来怎么好像一点儿也不犹豫呢？
到英宗晏驾，韩琦又做了山陵使。或许因为太顺，两朝顾命大臣保驾功劳太大，以致让他失去了自我感觉，这一次，他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居然根本没想到，从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做过两任山陵使！再任以后的辞职外调，当然更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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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3）
但这一次，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上一次了。
原来敬重他识量英伟、老成持重，将他当作国家朝廷稳定象征的人，因为濮议，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一旦分道扬镳，那看法也彻底翻了个儿：识量英伟变成老奸巨猾，老成持重变成专权跋扈，稳定象征则成了迟缓滞惰。加上韩琦对待他们严厉无情，他们自然也要以牙还牙，将他视为寇仇。而他们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在朝野内外是颇有一些影响力的。他们由铁杆支持者变为坚定的反对派，对他当然不是什么福音。
以韩琦为核心，中书几个大臣倒是比较团结的。不仅很少窝里斗，彼此之间还多少有些相互敬重。
曾公亮佩服他的敢于任事；他呢，也推崇公亮的稳妥与熟谙政事。
欧阳修敬重他的德量气魄，曾公开承认：“一百个欧阳修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韩公！”
他呢，则对欧阳修的学问文章五体投地：“韩愈之后数百年，学问文章，唯有欧阳大人一人而已。”
他不光是说，也真将欧阳修的意见看法奉为圭臬。欧阳修认为易经《系辞》不是孔子的作品，也不大看得上隋朝王通的《中说》，韩琦也就再不谈它们了。
这种互相了解与敬重，往往能使他们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一些大的政治举措。英宗以来许多大事的处理，不都是明证吗？用空头劄子驱逐史志聪，该是最典型的例子了。虽然也有人攻击他们狼狈为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要维护与稳定政权，这却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可多得。到底总是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多呵！
但维持会只是在需要维持、不维持就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才有价值。当情况一变，政局相对稳定，改革与发展成为第一需要，光将个维持会弄得面光水滑，就不够了。不仅不够，它还会成为一种负担，阻碍前进。
自从庆历新政失败，参与新政的人，无论组织还是思想，大体都风流云散了。各人情况或者多少有些区别，但告别变革，只乐于维持现状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正因为如此，庆历新政以后的政治，大体也就是个维持会政治。中枢大臣的角色，大体也就是维持会会长、理事什么的。他们要有雷厉风行，也只是在维持会的天地之内，循着维持的大原则而穷折腾罢了。
仁宗晚年，英宗登基，如果这一切还多少有些存在价值的话，到神宗接位，它们就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了。神宗是长子接位，人虽年轻毕竟已经成年，挑战皇权的威胁也不大，政权相对说来是较为稳定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财政崩溃，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能挽救危局。看好韩琦敢作敢当、不避斧钺的人，回头一看，他正带着一班人在维持会慢条斯理穷翻老皇历，能不焦急失望吗？
他们比濮议那一帮战败者更有紧迫感，也更有激情，终于最后发难了。
御史台率先做了代言人。选择的攻击点，仍然是韩琦他们的失礼。
大宋朝规定：臣子朝见皇上，一般是在文德殿；皇上日常接待中枢大臣处理政务等，则在垂拱殿。朝见的臣子礼拜后不能立即退朝，要在文德殿守候，等御史宣布退朝，才能下殿。丞相呢，也有在文德殿押班——跟着一起守候——的义务。垂拱殿要是有事，就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赶回来。实在事情太多，赶不回来，只好算了。丞相无缘无故不到文德殿押班，就是失礼，御史们有权追究他蔑视朝廷的罪责。但垂拱殿到底有没有事，有事要花多少时间，常常没有准头，所以丞相押班的规定执行起来，也就难得严格了。可严不严格是一回事，有明文规定又是一回事。既有规定，人家不较劲则已，真要较劲，你也没脾气。
御史台先给中书上了个劄子，说近来丞相不大去文德殿押班，不知道为什么？宰臣押班，可是在真宗祥符年间就有了明文规定！或许是朝廷另有新的条例，也未可知？如果有的话，请中书正式下个文说明一下，我们做御史的也好把握。
中书没理这个茬儿。
王陶是御史台的头儿，不能不问。他亲自跑到中书找了韩琦：“丞相，御史台关于押班的折子，您看到了吗？”
“怎么，又来挑骨头啦？”韩琦翻着白眼问。为推荐御史的事，韩琦已经不高兴。这次，当然又认定他们是来找茬儿的。
乐道没想到丞相会这样，脸一红：“丞相，这是怎么说话呢？”
韩琦一乐：“笑话笑话，王大人不必介意。中书这就查办，这就查办。”
空话说过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王陶怎么能容忍这个！立马上书皇上，猛攻韩琦、曾公亮倨傲无礼，飞扬跋扈，甚至都将他们比作两汉作威作福的霍光与梁冀了。
专制政体之下，如果不是有心作祟，并且已经具备足以挑战的实力，皇权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再权高位重的大臣也不敢不服服帖帖！王陶的奏折一上，韩琦、曾公亮就一面上书自辩，一面待在家里等着处理了。
权势赫赫的宰臣居然这样不堪一击，可是神宗怎么也想像不到的，心里老大不落忍！他吩咐阁门使传进韩琦、曾公亮，直接将乐道的表章递给了他们：“这是王陶弹劾二位爱卿的表章，你们看看。不过一家之言，二位也别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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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4）
韩琦与曾公亮叩头谢了皇上。到都看完奏折，曾公亮辩道：“圣上明鉴。文德殿押班虽早有条文，但因为有时皇上有事，有时中书自己有事，有时两府相商机密等等，押班一直不正常，朝廷也从来没有认真追究过。那些条文，早在臣等之前就不大起作用了。不去押班，并非臣等首先坏了朝廷规矩。当然，王陶为的是整顿纲纪，用心是好的；臣等也确实有做得不到之处。老臣愿意接受朝廷的任何处分。”
韩琦则道：“公亮这话，也能代表我。只是说我们飞扬跋扈，我们哪里敢！皇上只要派一个小黄门，一根绳子就能将我们绑起来带走了！”
神宗听了，越发觉得有些凄然了，一挥手：“这事已经过去了，二位爱卿赶紧上班问事吧！”
韩琦还是较劲道：“朝政没有一定之规，紧急起来什么都难兼顾。朝廷既有明文规定要押班，事难两全。请皇上下旨让礼院议议，搞一个更细的条例什么的，也好兼顾执行，免得再有是非！”
皇上也点头答应了。
但这件事要了，却没那么容易。王陶还在继续上书，揪住韩琦他们不放；另一方面，也有人上书，将双方各打二十大板：宰臣不押班固然不对，但王陶说他们飞扬跋扈，也是构人以罪。双方较劲的规模，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或许是为了息事宁人，或许是为了让王陶有个避风的地方，神宗决定，让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已经做了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改权御史中丞，升乐道为翰林学士——他原来不还只是枢密直学士吗？
司马光是反对尊奉濮王的，早对韩琦他们不满，心里向着乐道，关键时候，当然忘不了将上一军。他对神宗道：“皇上，臣有话说。”
神宗道：“请讲。”
司马光道：“丞相一直权高位重，御史中丞就是因为弹劾他们而丢官的，现在这中丞怎么好做？臣想等丞相押班之后，再去御史台就职。”
神宗见他说得有理，先答应了。既然还得丞相押班，讨论押班条例的事该首先解决。否则，拿什么叫他们押班？神宗问司马光：“关于押班规定，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
“不必，陛下。这些真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