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震他这个中心！”皇上的消息、心机，谁都琢磨不透。光这几句话，要想搞清来路，就非常不容易。
大宋遗事 第八十三回（6）
没等安石重新上班，皇上就直接请曾布草拟疏驳公布全国了。曾布有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新法，也算经历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皇上的药真管用，安石很快也病愈上班了。一问皇上，敢情这龙脑膏，是用生龙脑加鲜萝卜汁调制出来的，皇上又许他随用随调，从此，它也就成为安石专用的特效方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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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1）
呈密折暗设生死局
复素书公开异同术
韩琦是个强梁的人，朝廷既驳了他的折子，怎么会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一接到疏驳，当时就上折子申辩了。因为是针对条例司的驳文，不是与皇上较劲，又夹着一股子邪气，那口气当然硬得让人咋舌了！
驳文不是以《周礼》为根据吗？他也懂《周礼》，先就从《周礼》说起。在他看来，周公是为了天下太平才立法的，他怎么会剥削小民取利？绝对不会。说他会，那都是汉儒乱加注解造成的误会。掰着手指头一算，《周礼》从来就没有二十取五的利息，顶多也就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二罢了！拿《周礼》作幌子，不过文过饰非，上以欺罔圣听，下以愚弄天下罢了！青苗钱春贷夏收，二成利息；秋贷冬收，又是二成利息。加在一起，就是一年之内收了四成利息，一万钱就变成一万四千钱了。比《周礼》上的最高利息二成，还要高出一倍！条例司说青苗钱不比《周礼》贷款利息高，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况且，古今时代不同，《周礼》上说的许多事现在都行不通了。条例司什么都不提，偏偏只相中借贷一条，显然是刻意所为。目的只有一个，不过是要借古人粉饰自己的邪说，欺骗天下而已！
周公之后，只有王莽搞过借贷。王莽贷款给人家治产业，贷的时候虽说也计较本金的多少，可还贷却只根据盈利情况取息，再不管本金。盈利所取，也只十成取一。比如，原来贷了一万文钱，得了一万利润，才交一千利息，本息一共还一万一千；假如利润只有五千，则只要交五百利息，本息共是一万零五百；利润少的，利息更低。王莽之后，上自两汉，下及大唐，再没有听说哪一朝贷钱取利了。当今圣上，贤德如尧舜，做臣子的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辅助圣君，却要效法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而且利息比他还要高过一倍，天下人会怎么看？这不是坑陷皇上吗？
说了这些，韩琦又说，当今天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早不堪重负。如今再添上这青苗钱，老百姓更没法儿活了！说青苗钱利民，是袭用周公成法，还有比这更胆大妄为、更荒唐的吗？
韩琦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可他的目的不在改进，而是要完全废除青苗法，这就又当别论了。皇上的思想已经转了向，由此再来看韩琦的折子，只能挑出毛病来。
“瞧瞧，韩琦这不是也承认周公借贷取息了吗？而且，利息也有二成的！就是说，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的，与前人完全吻合！那还要喋喋不休饶舌什么？”他对安石说。
除此之外，神宗也反感。
王莽借贷，《汉书》上记得明明白白，谁都知道，可谁也不提。赞成也好，反对也好，谁都不提：赞成的既不以他为立法的根据，反对的也不以他作攻击的炮弹。尽管无论是根据，还是做炮弹，都最有力量。赞成的不用，是怕沾上关系，引火烧身；反对的不用，是怕听的人多心，老羞成怒，作出过激反应。不为别的，就因为王莽篡汉建了大新国，违反了君臣纲常的正统伦理思想，大家都忌讳。韩琦一向强梁，是三朝###，又在气中，只顾痛快，哪里管什么忌讳不忌讳！叫神宗恼怒的，正是他这种毫无顾忌的态度！
他对安石发火说：“岂有此理！我们连王莽也不如了！不知道他说谁？说朕不如王莽呢，还是说爱卿？”
盛怒之下，难免有些逻辑混乱。安石没有纠正，也不想计较。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韩琦的攻势再凌厉，也是强弩之末了，不值得计较。倒是皇上态度的前后变化，才是真正应该吸取的教训！
顺着皇上的话，安石开口劝道：“陛下，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自己要有定力，不为所动。只有皇上睿智圣断，坚定不移，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才能追随陛下，百战不殆。就像微臣，蒙圣上恩宠，从江南召我回来，我也是看着圣上天纵圣明，不难举措尧舜之治，才不自量力，横身而出，挡住天下的怨恨诽谤，一心只想帮助陛下建立无愧于古今的圣王之治。可到任一年，还没做什么，就内外夹攻，造谣诬蔑，只要迷惑皇上，不论什么事情都给搅黄了，才罢休。皇上似乎也不能不受人家蛊惑？没有皇上支持，微臣一个人成得了什么事情？我更怕攻讦日甚一日，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也误了皇上的知人之明！身体又一直不好，这才请求辞职。全仗皇上圣明，事情总算都过去了！过去虽说过去，每每想起来，还是多少有些后怕！”
安石因势利导，又说得有情有理，神宗自然感动，说：“爱卿放心。吃一堑，长一智。有这次的教训，朕再不会受人蛊惑了！”
神宗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安石除了感激，已无话可说。而韩琦的折子，也就只能留中不报，永远被束之高阁了。
韩琦虽被冷遇，作为偏军的其他人并没有停止行动。偏军中，司马光自然要算一支劲旅。为了劝慰诏，神宗虽对司马光不满，却也没有认真计较：不过愚直而已，跟他认真什么？或许正是这种宽容的鼓励，司马光更来劲了。一连串的失利，也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撕开面具，直接向安石挑战！
司马光上了一道密折，专题弹劾王安石。在这里，安石不仅不再是贤者，也不再只是执拗，不大懂事，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邪恶，而是一个真正万恶不赦的大奸大邪，罪魁祸首！他的罪恶，简直罄竹难书。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是他胡乱变法之罪；牵合衰世，文饰奸言，逞口舌之辩，拒诤臣之议，是他文过饰非，杜绝批评之罪；重用朋党，各据要津，作威作福，惊骇天下，又是他拉帮结派，动摇天下之罪。这样的人，如果不及早清除，严加惩处，任他祸国殃民，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说到自己与安石的关系，他也严正声明，那是：冰炭不可同器，寒暑不可同时，根本就是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只要能除掉这个乱臣贼子，自己就是乱剑加身，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2）
这样的劾文，谁看了都会惊讶，更甭说一向认为君实与安石是刎颈之交的神宗了！他自然只能瞠目结舌！司马光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只是一个迂腐固执所能解释的了！然而究竟为的什么，神宗还参悟不透。暂时，他也不想去追根究底。他只希望司马光与安石仍然能和平相处，同心协力，一起辅助朝政，就是有些不同意见，也不妨求同存异；有些摩擦，或者还能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不论怎么说，司马光是个有根底的人，史学尤为优长，虽迂腐，却不乏正直；不好官禄，淡泊名利，更是难能可贵，几乎与安石毫无二致。司马光辞枢密使折子中有几句话，说：自己有幸生于承平之时，家里世代为儒。从小儿长到二十岁，始终闭门读书，不与人事交接。自打当官，几乎全在京师，很少经州历县去做地方官。因此，大凡钱粮刑狱等等俗务，自己一概做不来，也怕烦得要命。至于军旅兵事，压根儿没学过，更是一无所能。自己的长处，只在解述经史，以自己的愚直替朝廷补过拾遗。但凡朝廷有任命，自己也总是就其所能，辞所不能。说得恳切之至，是真不好做官的心胸，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得出来的，神宗心里最折服了。皇上也喜欢、尊敬不爱做官的人，不是怪事吗？这有点儿像饭店老板愣是喜欢不愿当厨子的人，不大好解释。大概因为看惯了低三下四，偶然见到一次个性的张扬，他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吧！或者，倒是自己早已厌倦了彼此的周旋倾轧，便彻心向往高扬的个性？谁能说得清呢！心里既有几分敬重，人家也早声明自己是个只适宜做谏臣的愚直汉子，还能因为说过头话而认真追究，开罪他吗？还是包起来算了。神宗压下了君实的密折，就当没这回事儿。
司马光见毫无动静，又一连另追了几道折子。仍然石沉大海，他也没脾气了。
皇上这里既没脾气，他便开始下安石的工夫了。
他给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一封老长老长的信，长到有三千三百多字。
一开头，先说自己为什么写信：自己没有事，从来不敢乱登两府的大门。那么，有话只好诉诸笔墨了。
开过头，便来套近乎。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是益友。君实不才，不足以辱没介甫，以朋友相待。但自从认识相交，也有十多个年头了，这期间还常常同事，不能说一点儿交情都没有。尽管自己孤陋寡闻，还是想努力，争取做您的一个正直、诚实的朋友。我们都想立身行道，辅世济民，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可这一向在朝廷议事，我们却每每互有龃龉，不知道介甫觉察到这一点没有？尽管见解各异，我一向对介甫的向往羡慕之心，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是天日可表的。
接着，就说到正文了。先，还是一个帽子。说介甫独负天下盛名三十多年，才高学富，难进易退，远近之士，无论相识与否，都认为介甫不起则已，一旦出山，天下就可以立马太平，老百姓也都可以立马富足安康了。正因为如此，天子一旦破格起用介甫，拜您为参政大臣，天下谁不拍手称快，引颈而望！高帽子戴完，底下就要清算了。可事实怎么样呢？事实是，自您为政一年，士大夫们，无论朝上朝下、京内京外，就没有一个不说您介甫不是的！不只是士大夫，就是那些升斗细民，小吏走卒，也没有一个不怨声载道，都说您介甫的不是！不知道介甫听没听到，是否知道其中的缘由吗？您门下的人要讨好您，肯定不会向您讲真话；一般官僚，等着看您失败，也不会同您说什么。君实虽忝备末座，毕竟还是老交情，无论于公于私，都应该向您坦白陈言。我知道，外面诋毁的那些话，都没有根据。您是古今少有的大贤，所有的失误，不过因为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岂有他哉！这么又打又拉，我说的东西您介甫该言听计从了吧？否则，您介甫也真太不可救药了。
下面的话，不说也可以知道究竟了：君实只以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为纲，将安石的罪过全都网了进去。
事情当然还是那些事情。一是，不该不让三司理财，将财权归于自己；二是，不该设置三司条例司，重用一帮唯利是图的小人，变更祖宗成法，利小害大，得不偿失；三是，不该乱派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多人分行各地，督察青苗钱、助役钱、农田水利，凌辱州县，骚扰百姓，弄得怨声载道。使者以小凌大，是侵官乱政，介甫却以为是最好的治术；贷款生息，是微末鄙事，介甫却以为是王政根本；徭役自古都由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