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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太厚，则主要是自以为是，只愿听顺耳的话，不愿听不同意见，拒言绝谏，甚至排斥异己。
君实知道介甫无书不读，尤其喜欢孟子、老子，说完介甫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五大罪状之后，便又借力发力，专引孟子、老子来作补充攻击。孟子，主要引他“仁义而已，何必曰利”；老子呢，当然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了。引证之后，就来对照：青苗、均输等，没有一项不是唯利是图；而变更祖宗成法，上下颠倒，普天之下，士吏兵农、僧道工商，没有一个人能袭故守常，怎么能算是清静无为？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为什么要将生平所学全都抛弃不顾，而听信一些小人的无知浅见呢？实在太可惜了！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3）
话都说得差不多了，自然该提出忠告：目下皇上只信任介甫一人，只要介甫说句话，天下就会整个儿翻个过儿。请一定出来说句话，将新法统统废了。千秋功业，只在一念之间，介甫何乐而不为呵！
信到这儿，君实又从头看了一遍。觉着开头不大顺：无事可以不去两府，写信就是有事了，再说不去，就立不住脚了。正好自己害了膝疮，行动不便，就拿它作理由吧。添完这个理由，信算写完了，可君实又顾虑起来：介甫要是将信拿给他身边的那些小人看，岂不坏事！还得叮咛一下：请介甫千万不要将信交给小人们看，只能与正人君子们商议，相信他们会有正确的看法。要是真不听我的，我也不怕。我这里也表个态：介甫接受意见或不接受意见，或因此而罪我骂我，与我绝交，甚至禀告皇上将我也赶出京城，我无不认命，任您裁处！这一段也补上了。
内容不过如此，怎么就写了三千三百多字呢？主要是引用经典与汉唐的遗文史例太多了，足足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好像安石不是个大学问家，倒是个刚刚进学的毛头小伙子！君实就这么个德性，谁拿他也没办法！接到这封长信，安石自然只能苦笑了！
安石不想与君实多啰嗦：要说的话，朝廷里外几乎都说过了，何必再喋喋不休！可礼尚往来，也不能片言不发。他回了君实短短一封便笺，不过是说信收到了，外加问候与感谢而已。因为君实信中对孟子有明显的曲解，说到新法必将使老百姓父子相背、兄弟离散等等，实在太不着边际，安石到底忍不住，还是略带了一笔。也没多说，对孟子的话只是稍加解释；对于君实的想象，则只指出眼下似乎并没有谁见到，君实怕是过虑了！
安石居然还有雅量回信，着实叫君实又惊又喜！刚平静下来，就赶紧磨墨掭笔，给安石回信了。这封信倒是不长，除了感谢回信，主要就是解释他的现实描述，并不指眼前，而是指的未来。信中写道：
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光虽未甚晓《孟子》，至于义理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似用心太过也。《左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
当是之时，愿无罪岁而已！
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第二封信到时，安石实在有些腻味了。不要他实指，他可以信口乱说。一说到实处，他又说将来才如此，现在并不是这样。这样说话，还能当真吗？而且，君实这脑袋，从来比别人少一根弦，账是没法儿算清的。就说这青苗钱，有贷有还，仓库怎么会空？老百姓借钱付息，确实有损失。可他们有钱生产、经营，可以创收，增加社会财富与国力不说，他们自己也并非无利可图、纯粹是坐吃山空的事情！可这账，你就替他算明白了，君实也未必懂！说到助役钱，连安石也有些糊涂了。君实的《论财利疏》，安石是看过的。说到役事，他也主张花钱雇役。由这件事，安石又想到，他在那里还主张执政将三司财权收归己有。怎么一到自己做，他就样样反对呢？上封信列的第一大罪状，不就说自己不该夺三司的财权吗？而且，役钱的事不过刚有条文征求意见，还没有正式颁布，要反对，是不是也太早点儿？真是扯不清！既扯不清，也不必扯了，还是随他去吧！可就这样撒手，恐怕不行，他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得回他一封信，将一切都挑明了，说说清楚。那样，他大概就不会再来纠缠了。
安石提笔写道：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皆不足问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以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以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安石这信写得够明白的了：他与君实政见不同，看法迥异，实在没什么好谈的。而且，他还有个态度：发生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自己早做好了准备。未来只会更加努力、不避艰险地协助皇上变法图强，决不会向因循保守势力屈膝投降。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要不改变立场，就请各自为战吧！可君实接到信后，还是又复了一封。翻来覆去不过还是那些话，安石当然不会再理会它了！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4）
无论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明里暗里，君实与介甫真正泾渭分明，再无瓜葛了。只是君实暂时还没认输，还得有一搭无一搭地纠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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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五回（1）
重起事端攻三不足
再说天人献洪范传
如果君实是韩琦的偏军，那么，苏轼就该是这支偏军的先锋了。
官场上的人，虽不能说都是禄蠹利鬼，但身在名利场中，根本不挂心名利的，却也真是凤毛麟角。说不关心，往往不过假撇清的高调罢了！真不关心，他就会老死山林，压根儿不入这个腌臜地方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到官场，那是最贴切不过了。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好像君子们相交真的一清如水，一点儿利害关系都不掺杂？那大概是他老先生的理想，就像他说天说地的那些大话一样，是认不得真的。至少，在官场上，这种清汤寡水的交往几乎没有。平头百姓之间，偶然一见，或许还有吧？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像子瞻、君实这样性情、风格迥异的人，为什么能走到一块儿来了。子瞻虽然狂放不羁，政治上却并不糊涂。不但不糊涂，有时还有些小聪明，会弄些小小的投机花样。他的问题是恃才傲物，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标新立异，教养、经历、学识等又不能不受到限制，性格中也有空疏落拓、大而化之的一面，虽不至于糊涂颟顸，却总是抓不住大局，比人家慢半拍不说，也难免见小不见大；偏偏又狂傲张扬，敏感夸大，凡有感受都被膨胀变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一种情况，严格说来，是不适合在官场上混的，变化万端、冲突激烈的变革时期，尤其不适合，不幸而置身其间，也就只能终生蹭蹬了。心胸狭窄一点的，往往会死于非命。幸而他还豁达大度，不至戚戚于心，还能在文学上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也算是有得有失了。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君实不是不知道子瞻的毛病，换一个人，他会瞅也不瞅他一眼！君实看重子瞻的，除了才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政治见解与横空出世的纵横家习气。还在子瞻考制科时，他就对他另眼相看了。他是主考官之一，子瞻之所以高中三等，与他的褒扬辩护，就很有关系。子瞻对他呢，既有座师之谊，也有借重他在朝野的官职、影响之处。否则，狂放不羁的子瞻，大概也很难与他这样一个愚直酸耿的老夫子纠缠不清。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正好凑到一块儿。
去年议贡举，子瞻大唱了一通反调，本来只是冒险探路，没想到却得了一个碰头彩：皇上召见，褒奖有加。子瞻出来之后，逢人就讲：“皇上真正圣明天子，愣是能听进我们这些疏远小臣的意见！跟我说，以后只要见着朝政有阙失，只管直言不讳，不要有顾虑！真正是从善纳谏的圣明天子！古往今来，再找不到第二个了！您有什么意见吗？不要怕，只管跟皇上说去！”虽说是藏不住话的性格使然，也有宣扬皇上圣德、为皇上召言劝谏的意思，可那底下，自然也多少有些炫耀皇上恩宠的成分。
虽然没什么人接受子瞻的怂恿，但君实却认真记在心底了。后来，皇上不是要他推荐谏官吗？君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子瞻。
“子瞻，皇上要我推荐谏官，我打算第一个就举荐您。您也得仔细着，拿点儿东西出来！”君实关照子瞻。
“谢谢，我早留心了！”子瞻回答。
子瞻这话可不是虚话，他真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反复权衡之后，到底没有贸然从事，只悄悄地等待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
子瞻先不是在官告院做官吗？那儿只管官员的委任状与封赠一类事情，差不多就是一个闲职。后来又给他添了一份差事，权开封府的推官，专管刑狱审判。这事虽然忙一点，可开封府一共有四个推官，摊到他名下，也就没有多少事了。两份差事加在一起，他也还是清闲。他本来就是好动的人，又有闲空，还能不广结广交？
“上到玉皇大帝，下到街头乞丐，天下就没有我苏子瞻不能奉陪的人！”他对君实夸口说。
“三教九流，交交倒也不错。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