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子既结好，范镇就规劝道：既然皇上说过话了，眼下身体已经康复，就该果断履行诺言，早早定下宗庙社稷的大事。怎么定呢？自然只有从皇室宗亲中选贤德能干的孩子，暂且接到宫中培养教育。将来万一生了皇子，还可以送他们回到自家府中。为了更能说服仁宗，范镇还特意搬出祖、父辈的两件事：一是太祖传弟不传子，将大位让了弟弟宋太宗；第二，就是真宗借允让催生的事情了。至于真情究竟如何，是不是那么温情，就不去管他了。
范镇上的是密奏，中书也不得而知。文彦博心里没底，让张少愚专门去谏院找范镇打听。张少愚知道与他这种人打交道，直来直去比转弯抹角好，就径直问道：“丞相听说范大人上了个密折，想问问范大人，究竟奏的什么事情？”
这种直来直去的态度，果然叫范镇高兴，他也知道这张少愚在文丞相那儿的分量，就老老实实答道：“不为什么，只是请皇上立嗣。”
“既是这种事，干嘛不与执政们商议商议呢？”
“我是冒死直言的，怎么敢连累执政！何况，与执政商议，他们要是不同意上本呢？这事儿是能黄的吗？”
连张少愚也不能不折服范镇的老到与决心了，但私心却并不称许！回来与文彦博一说，文彦博就问道：“这事，少愚怎么看？”
少愚说：“精神虽可嘉，也不无干名希进之嫌，恐怕不会就这样完了。对中书，对皇上，都是一种压力。”
文彦博点点头，眉毛也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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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们，整个御史台也都请求面见皇上，为的是能将自己的看法痛痛快快陈述一番。
庞籍不是改知并州了吗？陛见的时候，他向皇上提了个要求，请他恩准，让司马光随他到并州去做通判。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来，可以提携栽培老朋友的儿子；二来，找个子侄辈的人做自己的通判，至少不会掣肘，闹得势不两立，什么事都要方便多了。一个小小的群牧判官，无足轻重，方面大臣既有请求，当然不会拂他的面子。司马光也乐意：有个靠山做官不说，重要的是这个通判，比寻常知州还要来得硬气。并州是原先的太原府，河东节度所在地，知州都是丞相、枢密使一类两府重臣才有资格担任。做他们的副手，自然要比一般州郡的知州显赫多了。履历上有这么一任通判，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谁不乐意！到庞籍离开京城，司马光也就跟着上并州了。
庞籍是个做官做老了的人，一得到仁宗生病及有人上书请求立嗣的消息，就抓住先机，将司马光找来了：“君实，皇上身体不虞，立嗣是当务之急。范镇他们已经上书皇上，先走了一步。你赶快替我起草一份密奏，请皇上以天下为重，在宗室中挑选贤才准备立嗣。措辞可以尖锐一点，但要恳切。”
司马光答应一声，当时就去办了。这里一完稿，庞籍略加改动，就六百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城了。
司马光自己也想做点贡献，顺便给范镇捎了封信，先问问情况。范镇的回信，不仅如实作了说明，还慷慨陈词，叫司马光越发热血沸腾了。他再也按捺不住，立马以自己的名义也上了一本。内容虽然大同小异，却颇见特点。他不是刚刚给皇上献了一本“古文孝经”吗，他也就抓住一个“孝”字大做文章。说天子与庶民虽然都讲一个“孝”字，内容却各有不同：庶民之孝不过奉养父母而已，天子之孝则要让江山社稷传之永久。而根据《礼记》，大宗无子，则以同宗为后。这样说之以孝，动之以礼，仁宗要是还没反应，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可仁宗还真是无动于衷！
所有的说客都一筹莫展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开了恩，愣是给他们送来话把儿了。
五月，一连下了十几天的大雨，连太庙、社稷坛都被大雨淋倒了；蔡河半夜决了堤，外城偏西的安上门大门也被水冲坏了；汴梁城里到处是水，来往只能撑船或划木筏子，倒塌的官舍、民房不计其数。朝廷上下全都慌了，大臣们纷纷被派到各个城门口去巡察。一开始，因为怕进水淹了皇城，皇上已经下诏，要马军都指挥使带人将皇城正门朱雀门给封了。还是知开封府的王素长了点头脑，说：“皇上身体不好，封了皇城，全国上下会怎么想？而且，封了门还让不让灾民进城呵！”顶着不让办，这才没封朱雀门，任着叫水淹到皇城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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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3）
除了汴京，京东、京西、河东、河北、湖北、陕西、四川，一共有十来个地方，都在闹水灾，求援文书雪片一样纷纷飞向朝廷。不久，又有人看见天江、天市上有两颗流星掉了下来；彗星、孛星，也相继出现在天空。
这些都是明白无误的天谴，而所有这些天谴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必须赶紧册立太子，至少要养个皇子做好随时立嗣的准备，才能上应天谴，化险为夷。
明明不过是些自然灾变，怎么就被套上了人事政治，而且还套得这么有模有样的呢？
认真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
最先，它该是从人的自然崇拜开始的。咱们的先民因为幼稚，慑于自然的威力，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将社会人事，与一些自然灾变联系起来。但这种做法日渐具有严整的理论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却主要是儒家的推动。孔子虽不说“怪、力、乱、神”，他经过手的《春秋》记录一些灾变现象，诸如雨雪、日食、彗星、流星坠地、水灾等，大体也只为实录，并不附会人事，可他也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畏惧天命；他下过苦工夫的《易经》，更是明确提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主要就从自然现象来比譬、解释社会人事。注解《春秋》的左丘明，又比孔子远走一步，公开宣扬“怪、力、乱、神”了。他不厌其烦记录的卜筮，似乎都很灵验；他也是第一个用自然灾变来附会人事的人，开了将《春秋》注解谶纬化的先河。当然，比起汉人，他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有时也正面宣扬“天道远，人道迩”，强调所谓天道对于人事的干预，虚而不实，根本就没法儿说清；有时，更揶揄一些迷信天道的人，说他们将人事归于自然灾变，实在是自欺欺人，而史官因为害怕他们的淫威，才不得不投其所好，将“吉凶由人”的简单道理，演化为天道示警的荒诞无稽。将经典完全谶纬化的集大成者，是汉代的今文学家，而将它们系统化、理论化的最大功臣，则是汉武帝的博士董仲舒。
董仲舒为答复汉武帝的册问，连上了三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将《春秋》中所谓天人相与的种种表现，说得神乎其神。最后的结论，则是：“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之而已矣。”董仲舒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因为儒学独尊，他的这一思想从此也就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意识。朝野君臣，乃至平民百姓，谁都相信天人感应是颠扑不破的万代真理了。那有些疑虑的，倒成了离经叛道的怪汉子了！
皇帝头顶悬上这么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倒也有他的用处。至少，他害怕天谴，再不敢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了。这对于他，也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当然，这柄宝剑毕竟虚玄无稽，就有威力，也相当有限。而且，因为虚玄无稽，它还是双刃的，甚至是三棱乃至四棱的，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谁都可以用它来作为武器。无数悲剧、喜剧，也正是由此生发的。
明白了根由，再看眼下又是水灾，又是星变，件件合了董仲舒的预言，有人要做出头头是道的文章，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
还是范镇占了先机。
他先上书请皇上下诏广开言路，让臣子们畅所欲言，指陈朝政得失，以塞天变，以应天谴。皇上也张皇失措，又是先贤早就说过的，应当勉力而为，当时就要知制诰们起草诏书下发全国了。求言诏，从来就是动员大家向朝廷开火的动员令。举枪有赏，大家还能不闻风而动？敏感一点的大臣们几乎人人有言，而翻来覆去的不变话题几乎都一样：请皇上选贤立嗣。
范镇举手之间就得了这么多同盟军，自己当然更要浴血奋战了。他紧紧抓住灾变不放，一连上了六本，一本比一本激烈。有四本直接送给了皇上，另外两本皇上让他送给了中书。
文彦博劝他：“范大人，立嗣的事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这种事能不挂心吗？皇上一生病，咱们就说了，可皇上大概也有他的难处？难哪！”
范镇却梗着脖子说：“我也知道难。可办事情先要论是非，然后才是难易。假如是对的，不管难易都得办。越难，越要知难而上。而且，事情难易也贵在不失时机：越早办，越容易；迟了，会更难。皇上立嗣，事关社稷存亡，天下第一号大‘是’，怎么能因为怕难就不办呢？”
这么咬不烂嚼不碎，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文彦博也有些沉不住气了，板着脸道：“范大人，凡事也要设身处地替朝廷多想想。要图痛快，谁都能劈里啪啦说一大堆。范大人一向贤德，千万不要学那些干名希进的人，叫人看了惋惜！”
范镇一扬脸：“丞相，您这话太欠考虑。古人三谏不从就舍国而去，齐不留去鲁，鲁不留去楚。如今天下一统，范镇无路可走，只有 颜待罪，随时准备引颈受刑。一个随时等死的人，还顾得上干名希进吗？”
不软不硬，神仙也拿他没办法。文彦博连脸也被他顶红了，只得勉强笑道：“这何须多说，范大人自然不是那样的人！容我们再商议商议吧！”好歹将他撮出了中书。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4）
下一次，范镇的奏折中又多了一个内容：驳斥中书知难而退，指责他们实际上是明哲保身，只为自己身家性命、蟒袍玉带，而不顾君臣大义，不顾江山社稷。弄得两府大臣，谁也不敢再跟他过话了。
他也向皇上下了最后通牒：假如臣下所言有理，就请照办；觉着没理，就请将臣下斩头示众，以儆天下。自己则再也不上朝，不坐班，只在家里闭门待罪。
仁宗不是个独断专行的主儿，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也知道大臣们为的都是大宋江山，可要他现在就选个人立嗣，他也心有不甘。明明是生过三个儿子的，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自己还不到五十岁，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精力旺盛，可房事也没见减少呵，哪里就能绝了后？在朝里这么想，回到后宫却也多少有些黯然：温成皇后去了之后，再没有一张脸能挑起自己的激情了。没有激情，哪里还会有儿子？他也不得不叹息了。
曹皇后见皇上叹气，不禁关切地问道：“皇上哪里不舒服吗？”
皇上一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