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栱的演化，每是技巧上的进步，但是后代斗栱（约略从宋元以后），便变化到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不过当复杂的斗栱，的确是柱与檐之间最恰当的关节，集中横展的屋檐重量，到垂直的立柱上面，同时变成檐下一种点缀，可作结构本身变成装饰部分的最好条例。可惜后代的建筑多减轻斗栱的结构上重要，使之几乎纯为奢侈的装饰品，令中国建筑失却一个优越的中坚要素。417米7花7书7库7 ；www。7mihua。com
《汇刊》同一期发表的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在谈到斗栱时更直截了当：“斗栱发达史，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根据他当时看到的关于汉石阙、北魏北齐至隋唐石窟、唐代砖塔遗物和敦煌壁画、宋《营造法式》，以及明清建筑遗物等资料，已基本构筑出一个斗栱“由简至繁”的历史发展脉络：早期的比较简单，唐宋的斗栱“复杂”“成熟”，符合结构真实性，而明清的斗栱追求装饰性，致使很多构件失去“结构的价值”。在这个脉络中，他认为唐代建筑理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当时却没有足够的实物史料加以证明。他说“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但人们熟知唐代绘画、雕塑的成就，却对唐代建筑了解甚少。他甚至对在中国国土上还能否找到唐代遗构都不乐观，只能通过解读敦煌壁画，与日本保存完好的奈良法隆寺相比较，推想中国盛唐都城和建筑的成就，文字间充满神往和景仰。42
如果说林徽因论文的重大意义是理论性的—首次确立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的原则—那么梁思成一文的重大意义是历史性的。在大致描绘中国建筑史演变的脉络时，梁思成实际上已经将三条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形成他们考察中国建筑史的中心线索：历史主义—温克尔曼式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艺术发展周期；结构理性主义—由斗栱的“由简至繁”代表的中国建筑有机生长—衰落的历史；民族主义—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命运兴衰的判断，即中国文化从上古起源，到盛唐达到高峰，在宋进入“醇和”之境，自明清开始衰落，这才导致晚清以来备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境地。而今只有努力“整理国故”，才可能“再造文明”，用林徽因的话就是促成“第二潮流的革命”。当这三条线索汇集在一起，梁、林及其营造学社同仁们以后十几年的建筑史研究就顺理成章了。
很自然地，对中国古建筑中的木结构，尤其是斗栱的研究成为他们开展田野调查和写调研报告的焦点。比如，1933年刘敦桢和梁思成合写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说：
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就今日已知者，自史后迄于最近，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大木手法之变迁，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之主要成分。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记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于梁架斗栱之叙述，不厌其繁复详尽，职是故也。43
第13节：
林徽因在1934年为梁思成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写的《绪论》，以更清晰、自信的语言，更严谨的行文结构和最新获得的史料，重组和强化了她两年前《特征》中的观点。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所有中国建筑单体都由三段式构成：台基＋柱梁或木造部分＋屋顶，木框架是最主要结构形式。她此时频繁将“中国建筑”与西方各大建筑体系相类比。她重申中国木构架与现代盛行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相通，但这次她指出哥特式因为采用部分木框架和部分砖石拱券，不如中国木框架之“彻底纯净”。她还说中国自宋开始，将斗栱构件尺寸作为度量整个建筑的基本单位，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发展出的以希腊罗马柱式的柱径为基本单位的模数制极其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第二部分重申中国建筑符合“适用、坚固、美观”三原则。第三部分进一步拓展了她《特征》一文中的总结。她在原来的“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五项特征上，又增加了两项：专门论述木框架的“构架”，以及《特征》中已经提到的中国建筑尚待改进的一些弱点，在这里并入“工程”。还有一个明显变化是，林在论述每一个共时性特征时，都加入初步的历时性历史演变描述。这体现了随着营造学社频繁进行田野调查，取得越来越多的实物史料，林的理论框架正在迅速充实起来。比如，在讲述斗栱时，林通过一张比较图，展示出一个清晰的辽宋元明清斗栱发展轨迹：“由大而小；由简而繁；由雄壮而纤巧；由结构的而装饰的；由真结构的而成假刻的部分如昂部；分布由疏朗而繁密（图6、图7）。”44↑米↑花↑书↑库↑ ；__
1935年林徽因、梁思成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续）》中，再次陈述了关于斗栱的观点。这时他们已经完成了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一系列田野调查，语气变得更加坚定：
建筑各部构材，在中国建筑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过于斗栱。斗栱演变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演变史。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只须一看斗栱，对一座建筑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建筑物之用斗栱，据我们所知道的，是由简而繁45
总之，1932—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的一系列论文表明，在他们大规模展开古建筑遗物调查之前和早期，就已经从理论上为中国古建筑构筑起一个异常完整、近乎封闭的观念体系。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使他们在建筑专业上产生了一种文化期待：遵循“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中国古典建筑有可能实现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转化。正是这种文化期待，推动着他们以“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去梳理、诠释和评判中国建筑史。在这项工作中，考察中国古建筑木框架体系的演变，尤其是斗栱的演变，评判其结构和美学之间有机结合程度的高低，成为一条主导线索。在判断历史分期和变化上，他们还借鉴了温克尔曼式的艺术发展循环理论，去读解中国建筑史的演变。而与此同时，温克尔曼式的有机生长—衰落模式又多少与晚清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兴衰命运的判断大致吻合。总之，民族主义、结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起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观念框架。
把1932—1935年的这批文章与梁思成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以及1946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后面的两部历史著作，无疑在材料内容上大大丰富了，但与最初的设想一脉相承，没有历史叙述和判断的根本改变。尤其是《图像中国建筑史》，读起来就像是《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的扩充版
（图8）。这就容易给人一种感觉：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似乎都是在收集实物证据，来填充他们预先搭设好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他们已经预设好的结论。
第14节：三、另一种可能
三、另一种可能
台湾学者汉宝德和夏铸九先生曾批评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所关注的中国建筑的范围过于狭窄，这主要表现在两点：在选择调查对象上，他们只重视北方官式建筑而忽视中国其他各地区和民间多样的建筑文化；在评判建筑上，他们受“结构理性主义”（汉宝德称“结构至上主义”）主导，而忽略其他因素。46针对这两点批评，赖德霖先生认为，如果回到1930—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梁及其同仁努力构筑中国民族主义建筑文化的初衷，就可以明白他们的选择有“必然性”。就第一点而言，因为那时期“中国建筑”的概念，相对于外国建筑的集合名词和独立体系，“要强调的是体系内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宫室、庙宇等官式建筑因其在类型、设计和施工水平、地域分布和文献记录上的优越性，“必然会被视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中国建筑体系的代表”；就第二点，因结构理性主义在西方建筑中是主导性的评论标准，他们以此来读解中国建筑，是为了证明中国建筑是与西方建筑同等发达的体系。至此，我们似乎进入一种“相对主义”的评判境地：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写作最终产品看，他们考察范围的局限性似乎是无法否认的，但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他们这样的选择又是“必然的”。47↑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为将讨论更推进一步，我尝试用“想象另一种可能”来分别回应批评和反批评两方。首先，针对赖德霖的分析，我赞同他的大部分观点，而且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启发，但我想在一点上争辩一下：“当时有很多原因”并不等于“必然”。换句话说，当年的历史，不管今天看似多有道理，都不意味着那是唯一的解。我坚信历史永远都有另类可能性。比如，我尝试用傅斯年代表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读一下傅在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他刚成立的史语所的工作计划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与梁、林的“填充”策略（用后来的实证材料来填充预先搭设好的体系）不同，傅斯年的姿态是“扩张”—不预设结论，而是尽力“扩张”研究工具和“扩张”研究材料。在他描绘的要展开的田野调查的版图中，充满四处扩张之气势，甚至要超越“中国”的边界：
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给我们许多工作进行的方便。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邶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十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种的方言，可以每种每种的细细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言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我们又希望数年以后能在广州发达南洋学：南洋之富于地质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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