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英国建筑师雷恩爵士为西敏斯特市设计了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市长住在二楼，但是，他担心三楼会掉下来，压到他的办公室。于是，他要求雷恩再加两根石柱作为支撑，加固房子的结构。雷恩很清楚市长的恐惧是杞人忧天，但是，他还是建造了两根石柱，市长为此感激万分。
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些石柱根本没有顶到天花板。雷恩这位杰出的建筑师为了满足市长的要求，就按照他说的做了，并没有和他争辩，他知道争辩是没有用的。实际上多出来的两个柱子对他的设计艺术也没有影响，相反，当人们看到这两根柱子的时候，更加赞赏他了。
话多无用，行动和示范则有力得多。石柱是假的，但是双方都得到了满足。市长可以松一口气，而后世将会了解雷恩的设计是成功的——建造石柱并没有必要。
一个人的行动必须随着周围状况的变化而改变。争辩不能为自己赢得荣耀，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有些人表面上赞同你，实际上却在背后辱骂你。所以，不要和别人争辩，为什么要做不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事呢？
争辩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当人们面红耳赤地争辩时，说起话来就会不管不顾，也忘了是否会伤害对方。如果和你争辩的人是多年的挚友，那么，为一时的争执而失去一个好朋友的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空谈无用，还不如干脆利索地做几件实事。
言不可解渴，更不能充饥。空言是镜中摘花、水中捞月，明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会用实际的行动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会和别人展开唇枪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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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于控制你的激情
［箴言31］过分激动会影响理智。一旦对发怒有了这种警醒，就不会使你因怒气而失控，也不会使你损害良好的辨别力。谨慎地驾驭情绪，就能很好地控制它。
林肯总统的陆军大臣埃德温·斯坦顿曾碰到过这样的麻烦，当时一位重要的将军曾用污辱性的言词，指责他任人唯亲。斯坦顿向林肯诉说了此事，于是林肯建议他给那位将军写一封措词尖锐的信回敬他。斯坦顿真的这样做了，并把写好的信给林肯看。
林肯对他措词激烈的信赞扬一番，问道：“这封信你准备怎么处理呢？”对总统此问感到吃惊的斯坦顿说道：“寄出去。”
林肯摇摇头说：“这封信你就别寄了，把它放进炉子里烧了吧。我有一次生气，然后便写了一封信，但后来我还是把信烧了。你这封信写得很好，写这封信时你总算出了口恶气，感到心情好多了。现在你把这信烧了，再给他写另一封。”
林肯巧妙地开导了斯坦顿，疏导了他的怒气。
控制怒气，一是要善于疏导；二是要理性分析。人的情绪常常受事物表象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深入分析一些激怒你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与表象有很大出入。
19世纪末20年代初，苏联正处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时期，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国家交通人民委员，负责当时关系到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也是当时被破坏最严重的苏联铁路公路运输部门的工作。
面对这一重要、繁重的工作，捷尔任斯基投入全部精力。他勤勉、认真、深入第一线联系群众，同时非常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非常理解人的心理，能够极为巧妙、极有策略地对待同事和下级，从而顺利、有效、出色地把工作做好。
一次，在一个铁路交叉站上积集了好些装载木材的列车，这是要运到顿巴斯去的。当时，苏联各地都急需木材，可是这些火车却在这个小站上滞留好些日子了。捷尔任斯基知道后，急忙赶到小站了解原因。
在检查小站情况时，捷尔任斯基发现，装载这种价格昂贵的木材的一些车厢已经被偷窃一空。他非常吃惊，问小站站长怎么回事？站长回答说，一些从部队复员的红军战士乘车到这里的时候，火车没有燃料开不走了。战士们找不到燃料，就打破车厢的铅封，把木材取出来当做火车的燃料。他说，关于这事他向上级打过报告，他没有做错，他没有能力来阻止住这种事的发生。正因为好多车厢的木材都被拿光，所以火车就一直停在这里，无法把东西运往顿巴斯。
捷尔任斯基反问，为什么不用一车厢的木材留下当做燃料，而将其他列车开往顿巴斯，以避免偷盗和保证顿巴斯的使用？站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理由做出这种决定，没有这样的命令。”
听了这话，捷尔任斯基发火了，他严厉地看着车站站长，大声说：“请你立刻到我的办公室去！”
同行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忐忑不安。他们显然全都看到了捷尔任斯基正在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分钟后，捷尔任斯基和站长泰然自若，微笑着走出办公室，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无不感到惊讶。
原来，捷尔任斯基在走向办公室准备和站长谈话的路上想了很多。他想，车站站长和很多人一样都是从旧时代中过来的人。旧时代的专制政治将一切人的思想、任何主动积极性、最微小的独立自主和创造精神的表现都压抑窒息了。人们只是没有灵魂的机器，只知道执行命令。站长不是奸诈、有恶意的人，他的错误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个人，自己作为领导人以前没有注意启发他们的主动创造性也有责任。如果自己劈头盖脸一顿批评，站长很可能不服，思想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工作也做不好，那自己的批评也等于白费。于是捷尔任斯基决定要和颜悦色、耐心、平等、诚恳地和站长交流一下思想，而不采取严厉批评的形式。
捷尔任斯基坐在车站站长对面，和蔼可亲地询问了站长个人的一些情况以及他生活中的困难。随便的话题使两人之间的距离拉短了，也使站长心里的抵触情绪消失了。然后，捷尔任斯基诚挚地讲了他来办公室路上感情和想法的变化，并做了自我批评。上级的推心置腹使车站站长十分感动，他深刻认识、检讨了自己工作的错误。
第二天，装满用做矿井支柱的木材的列车便开往顿巴斯，一周之内，全部站上的木材，都运送出去了。捷尔任斯基也更加受到铁路职工们的尊敬。
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大发脾气，这是一种简单作风，有失大家风范。作为领导者，尤其要注意。谈话是一种艺术，批评、责备的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单纯的责备常常达不到效果，反而会引起抵触。而理解别人，耐心、平等、诚恳地与其交换意见，主动地检讨自己，则会使对方深受感动，引起愧疚，因而心悦诚服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不以批评面貌出现的批评能起到更加完美的作用。
不穿狮皮，就披狐皮
［箴言32］跟随时代的潮流是为了领导这个潮流。如果你实现了你的愿望，你的名声就不会受损。如果你魄力不足，不妨施以巧计；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有以勇气开辟的光明大道，也有以巧计铺设的捷径。勇力与智谋相比较，智谋往往占上风，这是不言而喻的。
法国政治家塔列朗，是法国的三朝###，在督政府、拿破仑帝国、七月王朝中都曾担任要职，是著名的外交家。他虽然不像拿破仑那样叱咤疆场，但他善于鼓动如簧之舌，屡创外交奇迹，在与欧洲列强的周旋中维护法国的利益。这正应了那句名言：“披不了狮皮，就披狐皮。”
1814年4月6日，拿破仑皇帝在内外交困下被迫宣告退位，流放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反法联盟几十万大军驻扎在巴黎等地，法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5月13日，塔列朗被任命为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后，参与了一系列外交活动，显示了高超的外交才能，创造了外交奇迹。
首先，塔列朗要与同盟国谈判缔结和约。当时，同盟各国完全可以把法国瓜分，或者勒索巨额赔款，使法兰西民族濒于灭亡。塔列朗为改变法国这种处境，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利用自己多年来与拿破仑一直貌合神离暗中出卖为资本，以同盟国“自己人”的身份讨价还价，为法国争得利益。早在3月31日，塔列朗就与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一起，代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起草了《告巴黎人民书》，此文件后作为盟国的宣言发表。现在，塔列朗又利用列强需要对各国都有利的均势（俄国首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法国与普鲁士对抗）和对法国尚存的几十万军队的恐惧，于5月30日和同盟国在《告巴黎人民书》的基础上签订了《巴黎和约》，规定：法国仍然保留1792年疆界内的国土。战败的法国，居然能保持它的领土完整，甚至不必付出赔款，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奇迹。
但是，更大的奇迹还在后头。为讨论法国放弃的被其征服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列强决定召开维也纳会议。1814年6月24日，伦敦会议决定：维也纳会议必须根据俄、英、奥、普四大国的安排进行。但在伦敦会议上，已暴露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俄国一心要吞并华沙大公国，普鲁士十分垂涎萨克森王国，而英、奥不愿俄、普再扩张。《巴黎和约》使法国逃过了毁灭的厄运，保存了国家，但已非昔日的强国。它不能让列强拼命扩大地盘，从而使自己降为次等国。为此，塔列朗受命参加维也纳会议。
出席会议之前，塔列朗作了周密准备。首先，他替路易十八起草了带往维也纳的训令。这项训令的核心，是为了保住法国已取得的外交成就，并实现法国关于安排战后欧洲政治布局的主要目标。目标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防止俄国吞并波兰，摧毁普鲁士鲸吞萨克森的计划。
接着，塔列朗又开始在四大国中寻找盟友。英国传统的欧洲政策就是大陆各国保持均势，它充当仲裁，从中渔利，因而特别反对俄国扩张。塔列朗决定先同英国接触。维也纳会议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到巴黎与塔列朗会谈，同意法国抵制俄国吞并波兰的计划。这次会谈，成为塔列朗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814年9月23日，法国使团到达维也纳后，塔列朗马上鼓动如簧之舌，在反法同盟之间挑拨离间，设法搞垮这个同盟。虽然会议中的显要人物许多曾是塔列朗旧日的对手，而且他的叛变名声不好，但他坦然自若，行为举止竟像个战胜国派出的高贵使者。因为他看到：失去了共同敌人后，同盟者从第一天就互相咬起来了。俄国称霸欧洲的威胁使得别的列强需要同法国拉关系。这正是塔列朗的可乘之机。
塔列朗的第一步棋是设法挤进四大国会议，取得发言权。他先是振振有词地向四国提出，同盟国与法国既已签订和约，维也纳会议的文件上就不该再出现“同盟国”的字样，为同盟国的解体制造根据。后又提出“正统主义原则”，用以捍卫法国的利益、使法国免遭瓜分，同时又用来遏止普、俄扩张。塔列朗把这条原则先同卡斯尔累、梅特涅商量，征得他们的同意，俄、普最后也只得接受。战胜国首先根据这个原则来安排各国疆界，如各大国的要求仍得不到满足时，便分割拿破仑统治过的小邦或小盟国作为“补偿”。
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为波兰和萨克森问题上同亚历山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