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这一年皇宫的端午节因为这位“十步打一人，百米被活捉”的张差而过得不是很欢快。
第二天，朱常洛把自己差点挨棍子的事情报告给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觉得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就闯进了东宫，武功高强啊。但即使武功再高，东宫也不是随便想闯进就闯进的啊。他下令赶紧查，于是，在七天内，把总管、巡城御史以及刑部等各级官员对张差进行了审讯，得出最终结果：此人是个疯子。因为自己积攒的柴禾被当官的烧了，他就来京城告状。后来遇到了两个男子，说，在这里告状必须要拿一根棍子，并且给他指了进入慈庆宫的路线。于是，他就冲进了慈庆宫。
试想，一个疯子凭着一根棍子就闯进东宫。东宫虽然谈不上戒备森严，可也不是闲人想来就来的。这样的判决当然不能让很想知道真相的官员满意。在这些人看来，这样的判决简直就是糊弄三岁小孩子嘛。
一位很想知道真相并且和张差接触过的官员在五月十二日当场宣读了他所查明的真相。在这份他所谓的真相里，主要有两条，第一，他曾拿饭给张差吃，张差能吃能喝，根本就不像疯子，而且他还招出了有人给他饭吃，并且告诉他进东宫见一个打杀一个。第二，张差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东华门一直冲到慈庆宫，如果不是有人事先安排布置，把张差安排到慈庆宫附近，那么，张差就是神。
这份记录与分析材料宣读完毕，刑部参与会审的全体官员都默然无语，也没有人诽谤张差是疯子了。他们既然找不到证据证明张差是疯子，那么，索性，这些大臣就把“张差是疯子”当成了证据。
朝廷一时之间因为此案而引起了纷争，大家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张差是疯子；另一派则说，这是有人在背后主使，张差根本就不是疯子。两派斗争的结果只能是，继续查。查的对象当然就是张差。在经过了近十天的审理后，想要知道真相的大臣们终于查到了他们希望要的真相。那就是，此事跟郑贵妃有关。因为据张差说，是郑贵妃宫内的两个太监庞保与刘成派遣他去刺杀太子的，所用的武器是一根棍子。
万历得知了被查出的事情真相后，大为恼火。他恼火并不是后人所谓的这件事情把郑贵妃牵扯进来，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家事，何必要弄到这步田地？
他扣了大臣们的奏疏，但并没有捂住大臣们的嘴。大臣们依旧议论，并且屡屡上疏，要求还太子一个公道。这要求背后其实就是说，您想换太子。万历大怒，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道：“张差就是疯子，就是疯子……”第二天，他又给刑部谕旨：“此案的张差是疯子。”
是啊，你在深宫里可以装精神吸毒犯，难道你就认为外面拿个棍子行刺的人是疯子吗？这即使说给三岁小孩子听都很难让其相信，更何况是一大群士大夫呢。
郑贵妃在朝臣们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站出来了，先是在万历皇帝面前哭，接着是跑到朱常洛面前哭。朱常洛，这个三十四岁、险些就被棍子打死的老爷们在这位妇人的哭诉下妥协了。他跟父亲万历说，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吧。万历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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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后的惊鸿一现（2）
这一声“好”过后，龟缩在深宫已经二十六年的万历终于上朝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是大明帝国的京官们心情最复杂的一天，他们不知道这是皇帝把自己刑满释放了，还是只是放风而已？
当内阁辅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集结完毕后，身穿白袍头戴白冠的万历在慈宁宫外倚左门柱西向而坐，在他右边站着身穿青袍戴着翼善冠的朱常洛，朱常洛的左边站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万历随便看了一眼，就说道：“前几日有个疯子闯进东宫伤人，外边多有闲话。这是离间我们父子，很过分。”
大臣们跪在下面，想看皇上又不敢，不看吧，又有点心不甘。
万历说完上述的话，就拉过朱常洛的手，“这个孩子孝顺得不得了，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指着朱常洛的儿子和女儿，“瞧，他们都长这么大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胡说的？”
然后，他就看了一眼朱常洛，朱常洛急忙说道：“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相爱，你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倒让我背上了不孝的罪名。”
万历就又随便往下看了一眼，“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人出声，万历似乎很满意，就下了对张差案一干人等的判决：“张差是疯子，庞保和刘成也不是什么好鸟，全杀了。完毕。”
这就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早上的情景，五年后，他想出来见群臣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死在深宫里了。
梃击案随着张差的被活剐而结束，据说张差临死前很不服。有人告诉他，你这是闯了东宫，即使不拿棍子，也是死罪的。张差仍不服，但还是被杀掉了。
之所以说万历皇帝这次朝会是惊鸿一现，原因之一就是他实在不想朝会，可涉及了郑贵妃，他又不得不朝会。试想想，一个人在深宫中憋了二十多年，忽然露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得而知他看到满朝文武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惊鸿一现并没有将梃击案看似已经明朗的疑点解释清楚。
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在维护太子一派的大臣那里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是某人蓄意安排的。
这种解释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绝不是完全的有道理。大明帝国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由于断头政治的作用，导致了政局的大波动，上下离心，人人愁叹。社会风气日趋变坏。京城一些皇室近侍或掌管某些衙门事务的不法官吏，利用职权或办事之便，大搞营私舞弊、害政利己活动。特别是梃击案发生的前一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民间社会经常有乱民拉帮结派，喝了鸡血，有苦同吃，有难同当。
这些人可以在大白天就强抢素不相识的人去为自己犯罪的兄弟抵命，苍天无眼之下，皇宫周围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梃击案发生前，有人用绳索结成软梯攀登进宫，盗走了宫中许多财宝。还有人在更深夜静之际，利用守卫差役睡觉之时潜入皇城，偷挖乾清宫原被大火烧毁后清理下来的土渣，以便从中淘洗出金子来。有的太监觉得这是一件发财的事，就和外面的人勾结作案。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如张差这样的人想混进皇宫其实也不难。更重要的是太子所居的慈庆宫与东华门本就离得很近。东华门又是鱼龙混杂之地，即使在没有断头政治的情况下，都很难保证有不法分子，更何况是在非常情况下呢。所以，张差能入东宫的理由，说有人安排说得过去，如果说没有人安排也说得过去。至于张差所提到的郑贵妃的两个太监，在明朝平时诬陷人的事情就有发生，更何况是断头政治时期呢。
由此说来，此事说是与郑贵妃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持此说的人做人不是很厚道，而且也不是很聪明。我们把目光移回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册封为太子时，朱常洛在朝中大臣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下终于得偿所愿。但只是在太子之名上，至于在现实中，太子之实的确是没有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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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后的惊鸿一现（3）
如果能进行一次历代最窝囊太子评选的话，朱常洛肯定是名列榜首。他父亲的怠政到了他身上则变成了怠慢。
在他被立为太子之时，按照祖宗成法，太子之母王恭妃应该进封，但是，万历怠慢了这位王恭妃。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朱常洛有了皇长孙朱由校，在大臣们的努力下，王恭妃才进封为贵妃。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这位皇太子生母死去，按照旧制，应在百日之内举行丧礼。可万历又给怠慢了，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安葬，尸体臭得一塌糊涂。身为太子的朱常洛本应经常“出阁讲学”以增长见识，为后来做帝王打基础，可万历似乎认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对此事极不重视。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之后，一遇到天气寒冷或是酷暑，讲学就停止了。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之后，忽然就没有了。这话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万历三十二年，太子讲学的传统抛弃了。对于这种对太子的怠慢，大臣们岂可视之不理？他们可不想以后效忠一个文盲皇帝，在多次请求下，离死还有四年的万历允许在该年八月四日开讲。可只有这一次，就没有了第二次。
这就是万历怠慢当朝太子的情景，所以说，他的断头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与太子同时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为福王举行了隆重的花费了三十万两银子的婚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后才竣工，用银二十八万两。做父亲的真是劳苦功高，让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子，如果是当今社会，车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质方面为这个儿子着想之外，还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有严格规定，去了以后，不得再回京城见母亲。郑贵妃对这种规定真是深恶痛绝，她哭，她觉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母子两地分居的痛苦，坚决不肯让儿子去洛阳。万历真的就不让儿子去洛阳了。
当大臣们向他提示有祖宗规定时，他断头；大臣们哇哇大叫时，他依旧断头，后来放出话来，福王的房子还没有建造完毕，你要他去洛阳难道住大街上？
好的，那么，就等房子建好，大臣们有的是时间。大臣也太多了，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可以分派对立，但在这件事上却是抱成团，一起向万历发难。
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王府竣工，万历却说，明年春节再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已经过了春节，福王还在京城。大臣们火了，作为皇帝你当然可以打我的屁股，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算术智商，时间早已经过了，为什么还不履行诺言。
万历不得已，只好让福王去洛阳，但在福王临走之前，万历却跟内阁说，要拨给福王田四万顷。首辅叶向高几乎要跳起来，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瘪三。太子什么都没有，而这个福王却什么都有。都是你的骨血，待遇问题上凭什么差别就这么大。
叶首辅上疏，大意是说，您三番五次地违反与臣子们的约定，又横七竖八地给福王待遇，天下的人民该如何想？
万历断头，大臣们又上疏，认为皇帝有点过分了，万历依旧断头。
拨给福王田四万顷虽然因为后来发生的与郑贵妃有关的妖书案而没有得逞，但万历对待两个亲生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
发生梃击案时，福王已经到洛阳享福去了。这也就是郑贵妃在太子面前哭诉的那样，我儿子都走了，我杀了你，按照祖宗规矩，他也成不了太子啊。
事实上，福王离开京城，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说，朱常洛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