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着法再做一遍。《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后者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才能，不像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苛，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
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宣帝太子刘姡А叭崛屎萌濉保崞鹚睦鲜Γ幢攘鯅＇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的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拱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第二章 治乱因缘（4）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如果是贤材，财富多了，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如果是蠢材，财富多了，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 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姡У闹救け憧上攵匀欢孕鄣摹八枚辔姆ɡ簦孕躺隆币灿行┪⒁榱耍偌由洗蟪佳钽ⅰ⒏强砣囊蜓杂锊唤鞫薄Ｒ虼私枋萄嘀尤菅员菹鲁中烫睿擞萌迳Ｐ圩魃担骸昂杭易杂兄贫龋疽园酝醯涝又魏未咳蔚陆蹋弥苷酰壳宜兹宀淮锸币耍檬枪欧墙瘢谷搜Ｓ诿担恢兀巫阄危 贝有鄣恼庖环埃颐巧羁膳宸枋细缸拥氖都吡恕！吨芤住匪怠爸钙渖窈酢保雷鍪虑榈幕鸷颍鞘巧裣傻谋臼隆Ｐ塾凇岸雷鹑迨酢敝螅匀迨恳廊徊桓忻啊�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宗，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
二、儒的确立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刘邦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陈平、曹参自然是道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们如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缥缈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建业垂名，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圯上老人之看中张良，盖公之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苏轼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史书上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
第二章 治乱因缘（5）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
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我却不这样认为。
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这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嬴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丧家之犬。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此地旧长安
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虽是指晋朝南渡以现在的南京为都城，然文意极好，我于是拿它实指了。故都此时，已然如乐游原上，夕阳正苍。而自刘邦开都于此，迄赵宋易都开封，凡一千多年，却是风月满长安的。
第二章 治乱因缘（6）
刘邦本是属意洛阳的，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南向伊洛二水，也是险峻之地，足可凭恃。群臣大多持此意见。独娄敬主张定都长安，张良支持他的意见，说：“洛阳虽有这样稳固的地势，但中心地区太小，方圆数百里，四面受敌，田地又贫瘠，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东有殽山、函谷关，西有陇山、蜀地的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有胡地草场的畜牧之利。三面地势险要，独以一面东向牵制诸侯（此易守难攻之地）。倘若天下安定，可以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运转天下粮食，西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将关中粮草运抵前线。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了。娄敬的意见是对的。”见《通鉴》卷十一。原文：“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成语“高屋建瓴”即出于此。刘邦即日车驾都长安。
刘邦的善采纳意见，亦于此见之。当时群臣多是山东人（山东，史上所指不同，汉时则是指殽山以东地区），因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