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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允许以色列方面采取武断专横的行为。”这封信对苏美关系可能构成为自十一年前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我吩咐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军和基辛格把我们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召集在一起，对这个几乎是含蓄的恫吓拟出一个坚显的答复。光言语是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我们需要行动。我的国家安全顾问们一致建议我们宣布美国所有的常规部队和核部队处于军事戒备状态，10月25日清晨，我们就这样做了。
当我们确信苏联人已获悉戒备的初步迹象之后，我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信，我说，前一晚我已研究了他的来信，但感到他关于派遣苏美军事部队去中东的建议难以接受。我否认发生过任何重大的违反停火的事件，并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把他“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建议看成会涉及到难以估量后果的、最严重关切的事情”。我说，我随时准备同意派一些美国和苏联的人员去这个地区，但不是作为战斗部队。相反，这些人员可以包括在一支扩大的联合国部队中。然后，我以明确的语言提出了我们的论点：“然而，你必须知道，我们在任何清况下都不会接受单方面的行动。”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时候，从萨达特那里来了一封信，说他理解我们的立场，他将要求联合国提供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然后，勃列日涅夫来了一封信。现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个人“观察员”去中东。尽管这与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说的军事小组大不相同，我还是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建议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来决定停火观察员的人员组成。
这次戒备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没派遣任何军事人员会这个地区，这样，通过努力使这场冲突取得和平解决已成为可能。这次戒备取得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们在核武器方面比苏联仍略占优势。第二，他知道我们决心维护我们的重大利益，并与我们的盟国站在一起，就象前一年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圣克利门蒂午夜举行的会议上，我坚定地拒绝屈从于他在中东问题上的要求，这大大地增强了我在危机时间通过莫斯科…华盛顿热线所说的一番冷漠的话的分量。因此，在整个10月危机中，勃列日涅夫认识到他面临的是一个有可靠的军事力量、并有决心来使用这支军事力量的敌人，于是，他让步了。
当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会见时，他对以色列人表示不满，把造成中东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极力否认苏联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发动1973年的一场战争。
从他断言的语调中，我感受到，他对我们在10月危机期间交换意见的口吻一直是那么强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战争边缘的时刻再度冒险。
在外交方面，他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多勃雷宁有一次告诉基辛格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整个领导班子都有一个“神经痛处”：中国。看来，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向我们提出呼吁，要我们与他一起组成一个反对他称之为“黄祸”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级会议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们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关切是过分夸大了。他们至少在二十年内不可能取得足够的核力量，以此来对苏联进行一场冒险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因此我问他，他认为中国变成一个核大国要多长时间。
他举起两只张开手指的手说：“十年，十年之后他们的武器水平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水平。到那时，我们将更加先进，但我们必须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下去。
1963年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我记得毛泽东是如何说的：‘让四忆中国人死吧，还剩下三亿呢。’这就是毛泽东的心理学。”勃列日涅夫然后暗示说，整个中国领导层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们在三次最高级会议上签订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72年第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认为，我们之间逐步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与任何特殊条约同样重要。
通过相互了解，我们大大地减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险，即估计错误，这是最危险的，也是最不为人们所认识的。
在核子时代，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领导人会有意地跨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边缘这条界线。但是，领导人不会见，不把他们的分歧摆出来，彼此不了解，那他们就会无意地冒险，互相把对方推向战争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对什么行动将会挑起战争会估计错误。在历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发现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决心都是等量齐观的。因此，在考验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们要在我们有争议的方面取得进展，那我们必须一起行动，并且相互尊重。这就是主要的理由。为什么我在当时以及现在都认为，如果我们要想少犯可能导致战争的估计错误，那么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每年举行最高级会议是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个非比寻常的机会，即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进行了第一手材料的调查，又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估量。
1947年，我目睹了共产党人利用遭受战争破坏的西欧所面临的各种痛苦。
同年，我协助国会进行了一次调查，揭露了共产党的间谍已钻进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
五十年代，我看见几十万难民冒着生命危险，从东德、匈牙利、北越、北朝鲜以及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统治的压迫下逃出来。
1958年，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遭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群暴徒的袭击，几乎丧了命。
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发展了一种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比自斯大林和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对苏美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显得更为密切。
在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和南斯拉夫访问期间，我看到了共产党人统治所带来的后果。我也收到了由其他人传给我的、对苏联所作所为的精辟见解，其中有些来自其他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尽管这种经历是大量的，但我不敢假设我们对苏联每个方面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充其量也包含着大量的推测。在我写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已详尽地叙述了我认为我们应采取的做法。
如果经验还没有使我们搞清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话，那末它在某些我们不应该做的方面确实给予了明确的指导。
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和一个大国打交道，说得更具体些，是在和相对来说较少的一部分人打交道、他们控制着这个大国。通过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可能成为他们的接班人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苏联对各种不同政策方案可能作出的反应。
在美国发生的辩论，看来经常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用意都是好的，都是从爱国出发的，而且都是把人们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的。
一方面是超鹰派。他们争辩说，因为苏联人撒谎、骗人，他们夺取能够夺取的一切，并下定决心要打败西方。因此，我们不应与他们打任何交道。他们争辩说，我们应增加我们的核能力，一直到我们占有无可争议的优势。他们断言，由于俄国人威胁我们，我们不应该与它进行文化交流，进行贸易，进行谈判。他们认为，如果我们遵循了这个方针，那么东方集团不牢靠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崩溃，随着经济的崩溃，共产党政权也将垮台。
另一个极端是超鸽派。他们争辩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年老、保守、谨小慎微的人，如果我们不威胁他们，他们将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超鸽派建议，如果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单方面地减少我们的核能力，这样，苏联人将会跟着做，并利用那些资源来为他们的人民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击中目标。苏联人决不会允许美国重新取得核优势，作为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可以把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一部分资源倾注在军备方面。采取拒绝谈判的手段来减少核战争的危险是轻率的。有人认为，孤立苏联会使它垮台，这种意见是不现实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外部冲突有时会加强一个独裁的政权，而紧张局势的缓和有时却可能削弱这样一个政权。没有七十年代的缓和，允许波兰团结运动出现的局面是永远也不会形成的。
另一方面，把“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条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应用在我们与苏联的交往上是极为幼稚的。卡特总统拘着最良好的意图，试图单方面采取克制，以期望苏联人会照着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他裁减美国军备生产计划时，苏联人却加速了他们的军备生产计划。其结果是，里根总统为了恢复核力量的平衡，不得不加强军备生产。
有两种缓和，强硬的和软弱的。强硬的缓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慑基础之上的。这种缓和鼓励苏联人进行谈判，因为苏联要进行侵略，花费的代价太高。与此相反，软弱的缓和使苏联人不愿去谈判，因为他们为进行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对他们却很有吸引力。
以实力为后盾，并使威慑成为可以信赖的强硬的缓和维护了和平。软弱的缓和，不是招致战争，就是招致在不发生战争情况下向敌人投降。我们需要缓和，但它必须是那种正确的缓和。
如果有些亭我们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们可以做。由于绝望而放弃一切，并说因为我们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这是愚蠢的。
苏联领导人是难以对付的、冷酷的、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国际力量这门算术。
就我们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须维护西方的自由，并直截了当地对苏联领导人讲清楚，为了维护西方的自由，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把这种决心表达得越清楚明白，那么他们对这种决心进行最后考验的可能性就越校这意味着恢复军事力量的平衡，这样我们就可以制止战争，防止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遭受失败。当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享有优势时，这些力量都是有利于和平的。如果苏联人威胁要采取侵略行动，我们可以象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样，使我们的核部队实行戒备，那样敌人就会让步。但是，今天这种威吓将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战术和战略陆基导弹方面，优势已转到苏联人方面。这种优势掌握在象苏联这样一个侵略国手中，就成为一种不祥的威胁。因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必须花大量美元，这是恢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