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 第37节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8）
在明朝，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贬汪直为御马监。尽管如此，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于是宪宗仍然让汪直秘密的探查宫外的情况。御史戴缙揣摩到了宪宗的心意，就大力宣扬汪直的功德，于是组织了西厂。让汪直领导，于是汪直趁机陷害项忠，先把项忠下了大狱，又把项忠削职为民。后来又陷害商辂。商辂就推说身体不好要求退休。戴缙得到汪直授意编造冤案，想要借此整倒汪直的政敌。因此波及到几十个大臣。汪直也因此更加骄横。时间久了宪宗对他也就渐渐疏远了。天顺十八年，宪宗解散了西厂，驱逐他的党羽，但是汪直。斥逐其党。然直竟良死。
　　孝宗即位以后，有贤相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相继辅助处理朝政。将国家治理的很好，但是由于孝宗以前宦官弄权；积弊太重，国家元气大伤，所以一时很难恢复。而且在宦官以外，又出现了所谓阉党，也就是依附于宦官而结成党羽的官僚。宪宗时，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与大学士万安、都御史王越、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内外勾结。后来汪直得罪；王越被罢官。宪宗死后，万安、梁芳、李孜省、僧继晓等人也被相继放逐。于是在宪宗时阉党已经全部被铲除。
　　当时太监李广获得皇帝宠信，与寿宁侯张鹤龄等人互相交结、狼狈为奸。后来李广因罪自杀。张鹤龄也因此辞职。他们对于朝廷的政局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岁。喜欢亲近身边的小人，东宫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俱都受到中用。当时的人称这些太监为“八虎”。这些人整天引导武宗嬉戏，并且怂恿武宗命令大臣每人进献万金，置办皇庄三百余所。京城人民受到滋扰十分严重。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人向武宗上书说刘瑾等人蛊惑作乱，奏请把这些太监杀掉。司礼太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向来就对刘瑾等人的所为不满，也暗地里支持刘健他们。事情就快成功的时候，吏部尚书焦芳把这个泄露给了刘瑾。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说“王岳联合内阁大臣想要控制陛下”。武宗以为真，也就改变意图，还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9）
对于曾经联合起来想置他于死地的大臣们，刘瑾当然是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大臣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使很多大臣被罚得倾家荡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脱掉衣服进行廷杖。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14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20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还削职为民。
　　在将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
　　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什么事都看刘瑾的眼色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武宗受到这帮宦官蛊惑，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大权落到刘瑾手中，凡事都由刘瑾决断，刘瑾又让他党羽刘宇曹元进入内阁、张彩做了吏部尚书。大臣不附和他的人都被驱赶光了。
　　又一次早朝退朝以后，有人将匿名上书藏在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之间，该书历数刘瑾的罪过。刘瑾大怒，将三百多人下到狱中，由于当时正处盛夏季节，天气酷热，竟有很多人被热死。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同党陷害他的，这才放了众人。
　　正德五年，安化（今甘肃庆阳县）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武宗下诏右都御史杨一清总理军务，让太监张永监军，前往征讨。杨一清知道张永怨恨刘瑾，便与他秘密谋划，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后来证据确凿，将其诛杀，并抄没所有家产，他的同党也或被贬职，或被杀死。而后内监魏彬、马永成，幸臣江彬、钱宁等开始把持朝政，直到武宗去世。
　　第三节冲动是魔鬼
　　一、明朝士大夫的脾气
　　儒教经过宋代儒家改革之后，演变成为道学。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人都是一介书生。他们以传授理道家理学为。他们的学术主张以格物致知、身体力行为主，而作为考核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所以虽然宋朝最终灭亡了，但有节义的人却很多，这都是先贤大力提倡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0）
明太祖起兵以后，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搜罗人才。他曾经下令相关部门每年向朝廷举荐人才，包括有勇有谋的武士和通晓天文的人，精通书史和廉正的官吏都能得到举荐。凡事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人，朝廷都给予重赏，但是滥举人才或者埋没人才的人朝廷也给予重罚。后来，朝廷又明定了文武科取士的办法。洪武二年，命博士孔克仁教授诸子经文，功臣的子女，也被令全部进入学习。又命所有市县全部设立学校。洪武六年二月，朝廷停止科举考试制度，改由相关部门推荐人才，而考核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便是这个人的品德，诗词才艺能力位居第二条件，而品德的考核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顺、勤于农事。人才分为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五个等级，全部以很高的礼遇送到京师，而各省的贡生也要先进入太学学习，由太学毕业的学生，即可获得出身资格，进入仕途。。
　　洪武七年，朝廷重修曲阜孔子庙，树立孔子、颜回、曾子三人的雕塑。洪武八年，朝廷下诏命天下遍立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洪武十三年，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国子监祭祀孔子。同年八月，重开科举考试制度，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加考试后被录用的占了大多数。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下诏恢复社学，民间设立的社学，有司（即指府、州、县等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凡是被政府判为有过失的人，不许担任社学的老师。并从民间选取俊秀通文义的士子，送充国子学生员。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名儒方孝孺为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方孝孺深为蜀献王赏识，被聘为世子师，方孝孺读书的书房被称为“正学”。这时，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教育较为发达，各种制度也颇为完备，教官的选授、考核较为严格，待遇也较优厚，升迁机会较多，而朝廷所得到的人才也很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由于明朝大力提倡儒教，注重实行，勉励有气节的人，崇尚名节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所以当时的官吏都很淳厚，士大夫都很朴素。
　　惠帝即位以后，召方孝儒为翰林院侍讲，后来又亲任他为文学博士。靖康之难，自孝儒以下共同殉国的臣子们非常多，这也都是太祖在位时养成的士风。成祖即位后，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颁布了《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学说于天下，令在校生员人人诵习。
　　英宗初年，王振乱政，末年，曹石乱政；宪宗时代，汪直乱政；武宗初年，刘瑾乱政。朝廷中但有触犯他们的，大多数都被关到狱中，或被廷杖责打，或被贬官外地，甚至被处以死刑。然而翰詹科道与部寺小臣却极力弹劾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人都是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又自身的人，他们只觉得奸人就应该被铲除，从不考虑自身的风险。
　　太祖即位之后的百余年间，人民尊崇节义，儒教学说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形成风俗。历代的贤相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李贤、彭时、商辂、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正直的大臣有诚意伯刘基、平遥训导叶伯巨、监察御史王朴、浙江按察使周新、侍讲邹缉、主事萧仪、侍读李时勉、监察御史罗汝敬、主事郭循、侍讲刘球、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大理寺少卿廖庄、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宪宗时等人；奉公守法的官吏有汉中知府费震、苏州知府况钟、吉安知府陈本深、抚治荆襄副都御史原杰等人；道学名家有礼部侍郎薛瑄、江西征士吴与弼、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大学士王鏊等